川端康成的三篇诺贝尔文学奖入选作品之一的《千鹤》，通过对菊治及其父亲，文子及其母亲，栗本近子、稻村小姐等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人物与人物情感悲剧的最后结束，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优秀传统的美被玷污，导致人的灵魂迷茫和对“美”追求的虚无，从而达到对日本新时期人性的丑恶有力批判的最终目的！
　　 作者把日本传统的美给予典型的事物——茶道，具象化地呈现给人们面前，而这种美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追求而积累下来的崇高的美，但是这种美一旦处在日本那个以金钱为本、人与人惺惺假假的特定时代下，她就会沦为一种工具，即成为那些心灵丑陋、邪恶、堕落的一群人为了一己的私欲和欢悦的手段，于是，这种优雅和高尚的美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丑恶的攀附物，崇高的美被彻底玷污！
　　 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太田夫人曾经使用过的吉野茶碗边沿上有一个清晰的吻痕，这个吻痕形象地传达出“美被打下丑恶的烙印”这一现实；另外，栗本近子乳侧的一块黑色的痣斑，同样是作者特意把那种有辱美的丑恶加以固定化、具体化。也正是在近子的胸前那块黑色的痣斑里，菊治的灵魂一步一步走向堕落，他的意识失去判断力和审美力，终日在父亲的两个情妇之间徘徊和沉浮。
　　 菊治对近子极端厌恶，他记得“八九岁时，有一次跟着父亲走进近子的屋内，近子在茶室中正袒露着胸脯用小剪刀剪着痣斑上的毛。痣斑一半贴在左侧乳房上，伸向心窝处，有巴掌般大小。”“他对这一点极其憎恶。”在这种丑陋的阴影中，他和文子的母亲太田夫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似乎想从太田夫人身上找到灵魂的避难所，找到人类那种本质的美，但是他找到的恰恰是丑恶（堕落）的本源，他开始陷入罪恶的深渊！极端的堕落里，他灵魂中的最后一点点对美的渴盼同时被抹杀。他开始怯懦于稻村小姐的圣洁，认为那是遥不可及的和虚无缥缈的，尽管作品中多次出现“千只仙鹤的包巾，”但是，它们确实那样的模糊不清。
　　 当然，在菊治和稻村小姐之间加入了栗本近子，在阻止菊治对稻村小姐追求上栗本近子起到了关键作用。近子原本想把菊治和稻村小姐撮合在一起，无奈菊治无法接受近子这个人，他认为近子所做的一切都与她胸上的痣斑一样丑陋，菊治本能地抵抗着并开始了另外一种追求：从太田夫人那里获得欢乐和享受。太田夫人是菊治父亲的另外一个情妇，是一个和菊治父亲一样堕落的女人。太田夫人在畸形的情爱里，看到菊治身上有着他父亲的影子，她是在菊治身上寻找感情的载体。太田夫人愈陷愈深，最后在女儿文子的阻拦下，因为精神上的崩溃抑郁而死；太田夫人的死并没有让菊治感到清醒和震惊，菊治认为：“和太田夫人做出这种事情来……自己也不大明白，事情就是如此自然，夫人……也许是……无意诱惑……”他“也没有感受到诱惑，另外在精神上也没有任何抵触，夫人同样没有任何抵触，可以说没有遮挡着什么道德的阴影。”菊治与稻村小姐在一次会面时说：“她永远是别人的人。”菊治没有醒悟，非但没有醒悟，反而鬼使神差地把这种畸形的爱情继续下去，他把这种爱转嫁到文子小姐身上。这样菊治很自然地拒绝了近子和稻村小姐，至此菊治的人性基本丧失殆尽，尽管文子在不断地反抗着灵魂的悲剧。
　　 文子从小就认识这悲剧的起因，于是暗暗地做着拯救母亲和菊治的一切她能做的事，但是菊治的麻木让他早已失去追求美的勇气，文子不得不成为救治菊治灵魂的牺牲品。
　　 文子早已看到世间被玷污的美，想恢复却无能为力，对于母亲她只能看着她悲哀地死去。当她看到菊治“把自己的父亲和文子（自己）的母亲比作两个茶碗……感到就像美丽的灵魂排列在那儿。而且茶碗的存在是现实，在……和文子（自己）之间放着两个茶碗，这种相对而坐……的现实也是纯洁无垢的了”时，她想到“在把妈妈的吉野陶碗摔掉之前，作为纪念，请您把它当作真正的茶碗用一次吧。”于是对菊治做最后的唤醒，她是那样做的，就是菊治抱住她的双肩时，她都没有反抗。她认识到她只能做最后一次努力了，她看到了死，她说：“死亡就在我们的脚下，真可怕呀……我不能总抓住死去的妈妈不放，我做了各种努力。”文子终于以死来反抗这个世界的罪恶，以死来迎接美的返璞归真，以死来唤醒菊治的灵魂。
　　 美也许只剩下了最后的躯壳，川端康成先生用毁灭完成了对日本传统之美沦丧的悲叹和对人类丑恶灵魂的批判！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