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下学期开学不久，班里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是个男生。他的到来引起了全班学生的一阵猜想，他会和谁坐呢？
　　 那时候我们班有51名同学，正好多一个女生，按常理新来的同学肯定是和这位女同学坐。
　　 那年月，我们学校，确切地说，我们班特封建，同桌都是同性别的，男女生之间是不能讲话的，更不要说来往了。
　　 这，得益于班主任李老师为预防早恋对我们采取的特别措施。
　　 那天，李老师找我谈话，说让准备让新来的男同学和我同桌。原因有三点，第一，我是大大咧咧的男孩子性格，是他认为班级中绝对不会谈“对象”的两个女生中的一个；第二，我学习成绩不错，又乐于帮助同学，可以对新同学进行有效地帮扶；第三，我比较厉害，估计能管住这个成绩不佳的新同学。被李老师戴了一顿高帽子，我立时有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使命感，第二天就开始解救同桌于提高成绩的具体行动中了。
　　 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学习的时候同桌必须学习；早读，我读什么同桌必须读什么；如果期末考试成绩不进步，就不再继续坐同桌。不知是同桌痛下决心要学习，还是忌惮于我的“约法三章”。反正此后，同桌表现很“老实”，尤其是早读英语，其实我的英语根本就不咋地，也就是凑合着能跟老师读课文的水平，偏巧，同桌更差强人意，连基本的单词都不会。在每天班级例行的嘈杂早读声中，他总是不时被我呵斥“错了！”“重读！”如此等等。同桌在我的高压政策和严密监视下，举步维艰地往前行走，以至于下了课想出去活动一会，还得经我授权。所幸，在这样的氛围中，同桌的成绩在循序渐进地前行。虽然我们都觉得他进步太慢，但同桌和他的家人很满意。
　　 有一次，期中考完试，同桌请周围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家里玩。同桌是东北蒙古族，父母亲都在政府工作，家境很好，他拿出许多时令的糖果招待我们，那一天，大家玩的很开心，我也在同桌面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此后，我对同桌的态度略有好转，不再冷若冰霜，不再板着一副阶级敌人的严肃面孔。也许是同桌痛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所以，对我看似不近人情的管教言听计从。比如作业必须自己完成（不会的可以请教他人）；发型必须是标准的小平头；皮鞋不能穿“火箭式”等等。同桌属于帅气时尚类青年，喜欢新潮，但第一次穿了一身很酷的牛仔装，就被我冠以“像个社会青年”、“纨绔子弟”之类的批评之语，此后，牛仔上衣还偶见上身，但牛仔喇叭裤却再也不敢穿到学校了。
　　 在这样的“压迫”之下，同桌居然坚持了下来。
　　 转眼一年过去了。
　　 高二那年元旦的时候，班里搞了一场迎新年联欢晚会，大家猜谜语、唱歌、跳舞、出怪相，整整疯玩了一夜。也就是那次晚会之后，班主任李老师苦心经营的“封建班级”彻底瓦解了，从此，我们班迈上了男女同学正常交往的康庄大道。
　　 许多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怀念自己的高中时代，总能回想起班主任李老师对我们的特别关爱：他总在每次考试之后把全班女生留下，分析大家的成绩，给予我们殷切的期望（我们班前十名的基本是清一色的女生）；也总在个别女同学成绩下滑，有早恋的苗头时，给我们上一节“早恋对女生危害远远大于男生”的特殊政治课。更有甚者，把高考设定为女生改变自己命运和社会地位的唯一出路。如此种种的教育，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地学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考’书”。
　　 如果没有那年春节的那场“谣言”，我和同桌的友情，也许会像大多数男同学一样正常发展，原因出自于一位姓任的女同学。
　　 那些年，我们那儿的习俗，每到春节，关系要好的同学都要结伴去要好的同学家挨个拜年。自从班级的男女生禁令打破之后，春节串门拜年的队伍就越来越大。高二那年的大年初二，我们一帮子同学早上就开始串门，快到晚饭时，大家都有些醉意朦胧了。突然听到邻座的两位女生窃窃私语，还不时朝我张望，我感觉不对，立即质问怎么回事？她俩支支吾吾，半天才嗫嚅道：“她们说你和同桌谈恋爱！”纯属子虚乌有！我当时感觉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极大地损害，借着酒劲找到了谣言的始作俑者——任同学，严加斥责，连带着给同桌也没好脸色看。
　　 那一刻，我觉得同桌真是太不争气了。他不仅辜负了老师的厚望和信任；也曲解了我的友情和帮助，更误解了我的性格和为人。我不能让自己在班主任和同学们心中树立的“形象”在那一刻轰然倒塌，所以就不能原谅同桌和任同学的“恶意中伤”。
　　 如果说任同学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那么同桌就是谣言的罪魁祸首。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直到我考入卫校，我才略有反省，觉得自己当年做的太过分了，无论是对同桌，还是对任同学，事情都做得过于绝决。为此，我心有愧疚地买了一些学习资料，托最要好的女同学转交给昔日的男同桌。同桌后来回了一封信，极客气地感谢我对他的帮助，说他正在复读，希望将来能考入一所自己满意的学校。
　　 复读两年无望，同桌预备去呼市自费上大学。当时我在内蒙军区医院实习，他顺道去看我，也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那天偏巧我与同伴有约，急着要出门，同桌见我不大热情，内心备受冷落。他没有读大学，而是回到了故乡。不久即招了工，在一家盐场工作，后来盐场不景气，同桌便下海做生意，倒腾石头。再后来，听说同桌娶了一位领导的千金做夫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据说奇石展都拓展到广州了，估计是我们班最早“吃糠“的一拨吧！
　　 其实，我从上高中以后，就明显感觉到未来的压力。当时，哥哥姐姐因为父亲的缘故，陆续参加了工作或者解决了城镇户口，只有我和妹妹是农村户口，我要撕掉自己农村户口的标签，唯一的办法就是考学。所以尽管初中基础并不太好，但我非常刻苦努力，我的切身体会是学习再苦再累，也不比干农活折磨人。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我顺利高考，被区内一所卫校录取，尽管不是热门的专业，可总算跳出农门，今后有个铁饭碗养活自己，这对于一向特立独行、自视“清高”的我来说，尤其重要。
　　 卫校毕业后我到外地工作，过着自己心仪的朝九晚五生活。每年春节回家探亲，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和几个特别要好的同学联系一下，偶尔在饭桌上见到同桌便觉尴尬，顶多客气寒暄几句，不甚交流。
　　 有一年暑假，姐姐的女儿要出嫁，我和夫君一同回老家赴宴。
　　 某一天，同桌在胡杨村请客，在蒙古包里大吃大喝了一下午，一帮男同学基本都醉地而卧。后来据夫君回忆，他和同桌躺在沙包上神侃许久，同桌酒后一个劲说我的好话，说若不是当年我的严格要求，就不会有他今天的成就，他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确实在我们班学了好多知识，没有荒废学业，虚度高中，所以特别感激我……
　　 我听了很受用，也很惭愧，为我的付出，也为年少时的幼稚和冲动，更为自己青春期的耿直与武断。
　　 前些天，我接到了已经快十年没有联系的同桌电话，想让我帮他交个罚款，是他今年去西宁路过金昌时违章停车的罚款。他的声音依然是怯懦的基调，我很生气：“路过这儿也不吭一声，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你那么有钱，自己打个’飞的’来金昌交……”
　　 那天下午，我去金川中队交了罚款，给同桌回了短信，他的短信，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谢谢！“
　　 我没有想到高中毕业已经27年了，同桌还像过去一样惧我。我们之间的隔膜，似乎在岁月的流逝间，愈发显得陌生和疏远。也许，青春期受伤的烙印真的很深，只是当初的我真的不明白这一点。
　　 尽管我一直认为我和同桌不能像班里其他男生那样保持友情的真正根源，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思想意识，彼此都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生活让我们如此遥远，只因那时候大家都太年轻，年轻的结果是我“伤”同桌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