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传媒杂谈】报道：日前，哈尔滨召开水价听证会。十三名消费者中，只有一名退休教师坚决反对涨价，却得不到发言机会。而消费者代表中的“退休职工”、“下岗职工”身份存疑，一位“退休职工”告诉记者，他是哈尔滨现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不到退休的年龄，也不是退休职工（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相当安静的听证会，如今总算有点波澜了。13名消费者作为代表参加了听证会，坚决反对涨价的只有退休教师刘天晓一人。在听证会现场，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的他，向主持人摔了一瓶矿泉水以示抗议。
　　 推迟23天的水价听证会，终于露了脸，意味着听证的勉强。十三名消费者代表只有一位坚决反对涨价，那十二位代表身份充满了“托”的嫌疑。真正的代表又没有机会发言，预示着表达权被剥夺。难怪，公众认为这样的听证会有猫腻，是涨价会的变体。一方面是假代表充斥了听证会，并被赋予发言机会，另一方面却是真代表被剥夺发言的权利。这样的听证会，能听出什么来？无非就是想涨价，而且要为涨价披上民意这一粉饰的外衣。
　　 虽不能说刘老师就是民意的化身，但是他的“坚决反对涨价”确实离民意更近，更符合民意期待。如果说听证会能给予刘老师和其他代表一样发言和自主表达的机会，这样听证会起码在形式上是可以接受的，是平等的，在规则上是没有瑕疵的。可是，刘老师刻意“被噤声”，昭示着这场听证会只是徒具其表的形式主义。在此语境下，刘老师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只投向主持人的愤怒的瓶子变成了缓释民意的象征。他的这一扔，用行动表示了哈尔滨消费者对听证会的强烈不满。刘老师的这一壮举，赢得了舆论的喝彩。我佩服刘老师的勇气，人民代表就应该是替人民说话的人，而不应该成为御用工具。
　　 没想到，价格听证会也成了剧场，代表成了名符其实的演员。你是董事长不要紧，你是退休干部也没关系，事先伴演成消费者代表，身份就是退休职工、下岗职工，而真正的退休职工，因为不会当“演员”，就被排斥在消费者代表之外。《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听证会参加的人数和人员构成比例，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这不，就是要有一定比例的消费者代表吗？主管部门就多安排几个“演员，”临时开个听证会，谁也不认识谁，他们说是退休职工就是退休职工，说是下岗职工就是下岗职工。听证会代表的身份和发言几乎完全被操作，想不涨价都难！
　　 为了涨价，现在一些公益事业单位纷纷都将听证会作为挡箭牌。无非是为给自己的涨价套上件飘亮的民意大褂，以显示其尊重民意。至于听证的结果，早已板上钉钉，不达目的谁还愿意起这个五更！既然目的明确，态度坚决，又不得不变脸般玩一下民主的脸谱。那就只能在谋事在人方面下工夫，讲究召开听证会的技巧，管好听票者的手，该举手时才举手。出来一两个刘天晓，为的是把戏演得稍微逼真一点而已。想打破听证会的套路，改变预期的听证结果，除非听证代表实现真正的民选。至于有人纳闷：“这套程序、这点技巧、这种结果怎么各地都一样的呢？”对于举办听证会的部门而言，那可应了“我垄断，我说了算！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广告词。看破戏路的明白人并不在少数，十三个人就能代表全市几百万市民吗？笑话，只不过是摆摆样子，为水涨价找点说法。
　　 矿泉水瓶毕竟是个人微言轻的塑料瓶子，它无法改变听证的结果。刘老师的“暴力”根本阻止不了水价的上涨，只能引发公共舆论的震荡而已。公众对于刘老师的行为普遍有种过瘾和解气的感觉，网络上充满了“向刘老师致敬”的帖子。当然，任何以暴制暴的做法在法治社会都是不允许的。虽然说，摔矿泉水瓶要发言是不文明的表现，但不发言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参加了听证会就有责任要把民意及时的表达出来。现在各地物价都在跟风而涨，听证会成了涨价会。很少听说过通过举行听证而会降价的，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刘老师才用无伤大雅的“暴力”来反抗，其实是民意最无奈的呐喊。如果听证会不能成为凝聚和传递民意，而是单纯为了利用和绑架民意，以后的听证会现场成为暴力场不稀奇。
　　 人们从这个矿泉水瓶中，仿佛看到了一丝亮色，才给予它和扔它的刘老师太多的掌声。由于部门垄断利益没有打破，想让听证会从一瓶矿泉水中醒来，谈何容易？除非有权力部门介入调查。因为“听证造假后面一定是利益链条，这不正是纪委介入调查的机会吗？是否存在钱权交易。听证这一原本为实现终极正义而设立的制度，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民众期待着更加公开、公正、透明，期待着民意得到更多体现。老百姓都知道，只要水、电、气一开听证会绝对涨价，听证会一词已经成为涨价的代名词。以前涨价往往是政府强制行为，不声不响就涨了。而现在还通过听证会，让每个利益群体发表意见，不能不说这是民主与进步的体现。从听证的理论上看，确实应该是“逢涨必听”，而不是“逢听必涨”。“逢涨必听”是对程序的尊重，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听证的实质其实也不仅仅在于程序，还在于要让听证制度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私权。
　　 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城市都先后对自来水价格进行上调。在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各项成本的增加，只要涨价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前提下，民众并不是蛮横不讲理，一般都能欣然接受。如果价格涨，就要给消费者一个涨的理由。要为涨价提供准确而令人信服的依据，有多少是政策性亏损，有多少是经营性亏损？只有拿出成本上涨的“明白账”，才能以账服人。如果不公开成本的听证，就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这应该成为有关部门和企业的普遍认识才行。我们现在有的听证会，都预设了一个“涨”的前提，听的结果只是“何时涨”、“涨多少”。特别是哈尔滨这起水价听证闹剧，其实就是假借程序正义而在调戏法律、强奸民意。我们知道，供水、供电、供气等企业，并非单纯的市场化主体，它还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民生责任。因此，企业遭遇的市场变化，可以通过几个渠道解决。通过凝聚民意的方式求得公众在价格调整时的谅解，还可以通过政府调节和财政支持的方式化解企业经营难题，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营之道，而涨价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在与民生联系密切的资源性产品，在价格改革中如何更好地平衡“市场化”与“公益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价格听证会就是咨询会，是政府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市民意见的必经程序。旨在征求市民的意见，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无论多数还是少数，都值得决策部门认真参考。假如利用价格听证会程序，贯彻政府的意图，或者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推卸或者减轻政府决策责任，那么，就是在滥用听证会的形式，损害公众的利益。哈市本次采用价格听证，证明政府还“算”是尊重民意的，是一个责任政府。既然尊重民意，就要保证民意代表的真实性，不能忽悠老百姓。这些“代表”中，“下岗职工”竟然是退休干部和社区干部；“退休职工”也被偷换成企业董事长。当然，退休干部、董事长、政府官员也都是消费者。但是，公司董事长能有企业员工的感受吗，官员能代表普通老百姓吗？他们能体会到民众为了买房，就医，子女上学，那怕是一点微薄的薪水，都要计划开支吗？有人说提价是为了节约用水，否。自来水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有着刚性的需求。即使再贵，居民也还得用。因此，上调水价不能不考虑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水费提价，看上去每吨增加不过一两元，一般家庭一个月也就20来块钱。但是，水价上调只是物价上涨的一部分，在一片涨声中，低收入家庭如何承受得了？水价上调未必能有效调节消费，却可能增加居民支出是真。
　　 公众对听证制度早已不陌生，根据我国《价格法》规定：凡公共产品、垄断产品发生价格变动都要进行听证。听证是制定公共产品的依据，更要充分尊重并采纳民意。举行听证会是重视民意的程序表现，听证后尊重民意更是以人为本的行动表现。所以，在与群众利益攸关的公共政策上，不仅要加强听证制度，更要让听证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民生烙印”。听证是形式是过程，听证后吸收群众意见中的“合理内核”并写入公共政策，才是关键与实质。如果听证后将群众的合理意见与建议统统弃之，仍按原有的思维去制订政策，听证也就成了摆设毫无意义，不如不听。有了听证并广泛采纳民智的公共价格,才称得上惠民好政策。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价格听证会应当是公众向垄断利益集团“讨公平”的“公器”。而政府选择听证会的方式，根本目的在于公开公平地倾听并体现公众的意见，充分尊重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消费者的权益。然而，如今人们常见的是，一些地方的价格听证会多由政府主管部门举办，代表名额分配比例也由主管部门说了算。由于缺乏统一的选择标准，因此行政指令意味浓厚，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与会者比例小、声音弱，其意见也很难被有关方面采纳，说了也白说。价格听证会已经变了味走了样，这是政府部门应该注意的新动向。眼下，部分商品特别是关系民生的消费品物价上涨的压力增加，群众对此十分关心。如何让价格调整更加科学、合理，关乎分配公平，关系民生福祉。在涉及民生问题的重大决策时，我们一定要有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要通过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让听证会真正成为协调各方利益的好形式。要让听证会，真正成为政府了解民情顺应民意的桥梁和纽带。如果继续不改进现有听证制度和听证规则，听证会就长期要背上“涨价会”的恶名，以后被民众揶揄嘲弄，甚至愤怒地摔瓶子搅局的现象，将还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