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大海战》电影当中有一个关于光绪皇帝吃鸡蛋的镜头颇值得玩味。
　　 光绪的早点只有两个鸡蛋，他不解地问宫里的手下怎么少了。太监回复，皇帝爷少吃一个鸡蛋，就会为海军建设增加十两纹银。不知鸡蛋市价几何的皇上就这样被手下糊弄了。后来，在与李鸿章闲谈时方知：一两银子可买800个鸡蛋。
　　 电影总归是艺术创作，编导意图是以此说明清朝的腐败来反衬日本获胜的必然。事件本身真假难说，但是并非空穴来风，类似的例子出现过不止一次。
　　 还是光绪皇帝的例子。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光绪皇帝每天吃四个鸡蛋，报销三四十两银子。光绪问他的老师翁同龢，说这样的贵重食物老师有没有吃过，老师搪塞道：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
　　 如果这两件事都属实的话，那么应该先是翁同龢没有揭盖子，导致光绪一如既往地认定鸡蛋的昂贵，最后还是李鸿章或许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或许是不买太监的帐，使得鸡蛋价钱的真相浮出水面。
　　 同样是权臣，曾国藩以退为进，李鸿章以进为进，都能得以善终，所以权臣自保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还是取决于怎样出手以及面对的是怎样的人，李鸿章说了也就说了，清朝的皇帝和太后没那么糊涂的。
　　 光绪在一般的叙述中算是暗弱的主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让人糊弄也就糊弄吧，那么，我们再看看他那风流倜傥文治武功自称“十全老人”的祖宗乾隆爷是怎样面对鸡蛋的。
　　 徐柯《清稗类钞》记载了乾隆爷和大学生汪由敦的对话。皇帝问大臣，你早上吃过了吗？大臣答，咱家穷，早上就吃了四个鸡蛋。皇帝下巴都掉了，四个鸡蛋四十两白银，我吃都得注意，你怎么吃得起？你还说自己家贫？大学士反应也快：哦，我吃的都是残次品，也就几文钱一个。
　　 看来，鸡蛋值多少钱和智商无关，只跟角色有关。在皇帝面前，鸡蛋就值十两银子一个，就该值十两银子，如果不值，反倒不正常了。
　　 由此，我们再来看看众人皆知的著名的晋惠帝司马衷的例子。国家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老百姓没饭吃，皇帝就问，咋不吃肉粥呢？人们习惯性地以此为依据推断司马衷是个白痴皇帝。其实，如果仅以此为依据判断司马衷的弱智，有些不公平。没饭吃就吃肉和十两银子买个鸡蛋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正所谓言路塞责，圣聪蒙蔽。有此遭遇的皇帝历史上多的是，如今的官员也不见得少。
　　 还别不信。
　　 有一定年纪的人大约还记得亩产几万斤的例子了，那是我们民族的伤痛之一。我们也不大喜欢反思那样的事情，但是遗产要继承。一亩麦地能长多少斤，出生土长的都知道，但没跟土地打交道的人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咱们就该说实话，可咱们偏偏不说话，甚至还为亩产三万斤找理论根据。既有人造的幻象作为事实（检查的时候，生生地在田里堆成三万斤），又有理论的支撑，自然就会相信。所以，咱不能完全把责任推给上面。
　　 麻雀成为四害之一，也是有科学家作证明的。据说这些科学家当中，就有一个著名人物周建人。他的两个哥哥更出名，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周作人。周建人官当得不小，那哥仨他活得年纪最大，官也当得最大。
　　 同样的例子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孬种儿混蛋”这样的逻辑。血统论要多荒谬就有多荒谬，可在一段时间以内还就是公理，放之四海皆准，出身成为区别人与人的重要指标。这时候，有人反对了，比如遇罗克。遇罗克后来成了烈士，我们在惋惜遇罗克年轻的生命之际，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解决了一个什么重大的难题吗？他在认知水平上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吗？不是，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当所有人都吧谬误奉为真理的时候，常识就成了稀缺，捍卫常识的人就成了英雄。这不是烈士本人的伟岸，而是群体的荒诞
　　 特殊的年代会有特殊的乱象。当海晏河清之际，这样的现象有没有断根？
　　 促使我写出这个段子是几天前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县城里的一帮老师集体到政府门口上访，原因是县城里有三个学校因为属于市级财政，几天前一次性发了八九万块钱奖金。其他学校属于县级财政的范畴，没有这笔奖金。按照同城同工同酬的想法，其他老师觉得不公平，正常的诉求没有希望时，就采用了上访的渠道，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再一次把老师置于风尖浪口，同时也让政府的政策和策略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作为乡村老师，我压根就没奢望好端端地上班天上会有八九万砸进我的口袋，我只是惊讶于这些市级部门怎么把发钱当成玩似的。八九万应该不是个小数字吧，怎么如此轻描淡写地就能作为奖金发到普通公职人员也包括那少部分幸运的老师口袋里。名义是目标考核奖，计算渠道是以月工资为单位，每年奖金是六个月的工资，工资的标准以全市的平均工资六七千一个月，一年三万多，加上补发15、16年的，凑了这么个八九万。怎么叫目标考核？国家公务员履行的是国家公务，教师教学生也是分内之责，没见到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手笔啊！如果从激励和表彰的角度来讲，发一些奖金无可厚非，可怎么也不至于如此大手笔吧！要知道一个鲁迅文学奖不过也只有三四万块钱。
　　 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钱在他们眼里只是小钱。每天抽一百块钱一包烟的人以为每个人抽的烟都是一百块，吃惯了五千块钱一桌饭菜的人以为一桌饭菜就得是五千块钱，经常背个几万块包的女士就觉得一个包就该值好几万，否则拿不出手。王健林说，想发财，不用急，可以先挣五个亿，再继续把目标放大一些。中国的大妈在巴西看世界杯时，对记者说，咱们看球就该把马拉卡拉球场给包下来看，那才敞亮。在这样一种思维的支撑下，既然发奖金，那就得几万几万的发，否则拿不出手，跌份儿。
　　 还真有一个公务员朋友半开玩笑半挤兑我们，哪有发奖金发个几千块钱？我们只能苦笑。
　　 我们真有那么富吗？
　　 或许单从数字上来看，我们这个地级市这几年GDP增长的的确足够块，快跻身二线城市了。但是，这个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见得与国家公职人员有关系，公务员勤快一点与否不至于就能扭转乾坤，最大的原因是土地的增值和房价的暴增。短短两年间，市里的房价从六千左右窜到两万多，林立的高楼在创造出“楼市奇迹”的一般人的灿烂笑脸掩映下，让更多的路人望其兴叹，他们行走在城市的躯体之内，却只能是局外人。
　　 我们不能说GDP的增长是以一大批人的失落为代价，但是换取不到幸福与安宁的GDP是大打折扣的。
　　 GDP能让我们的城市在各项评比当中位居前列，但GDP并没有在短期内让更多人的生活尤其是收入改变多少。
　　 改变的是体制内人士，是官员，是同级财政养活的公职人员。巨大的税收财政成为他们发奖金的借口。他们以此为骄傲，理直气壮地把功劳归结为是他们完成了“目标考核”，然后轻描淡写地数着奖金，心安理得，既不违和，又不内疚。
　　 其他人呢？
　　 就拿我们这个小城来讲，按照我的所见所闻，扫大街的环卫工人一个月不过挣一千来块钱，濒临倒闭的国企工人一个月不过两千来块；工作二十年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通常一个月也就三千来快钱；而我们广袤的农村老头老太太六十岁之后，每个月会因为领到一百来块钱而感恩戴德。更何况还有大量的家庭一生的收入买不起一套房子，年轻的父母连生个二胎都纠结无比最终放弃，因为他们总是在担心养不起，养不大，养不好。
　　 这才是大多数，偏偏是被忽略的大多数。
　　 他们只能被忽略，如同汪由敦、翁同龢只能掩瞒真相，因为如果不掩瞒真相的话，就会触及造成这个假象背后的巨大利益集团，得罪一大批人。一个鸡蛋从鸡屁股下来倒腾到皇宫，要经过多少个关口？尤其是最后那一个关口内务府，都是掌权的太监和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们连传宗接代的权力都给剥夺了，不就为多挣几个钱吗？真相要是被揭露，他们从哪儿牟利？聪明如汪由敦、翁同龢，干嘛去淌这块浑水？至于皇帝自己知道还还是不知道，他们才管不着呢？谁叫皇帝生来就是孤家寡人？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低估了我们领导的认知水平，一个县城住着，他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平均生活水准，不知道的可能是更上面的层面，听汇报看数据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即便微服私访，也都是经过演练的，他们想触及真相还真不怎么容易。可是掌握信息的干嘛要逐级上报？大多数领导选择性失明本身正常现象，他们也乐意听听好的，如果说局面不好领导不高兴咋办？其次，真要是让上面知道了人民并不富裕的话，他们还能那样发钱领钱吗？谁的奶酪谁都不想让人动。
　　 不但要瞒上，还得瞒下。发钱的消息还得控制，每个单位在发钱的时候据说都在招呼着要“闷声大发财”。因为他们也担心，连生活还能过得去的老师们反应都如此强烈，那么那些更为普通的工人们作何感想，还有几亿农民作何感想？
　　 至少，他们会有些心寒。
　　 媒体上曝光怎么办？网络上传播怎么办？没事的，不是有监管吗？挑一些好听的好看的让大家高兴高兴，再不然，就弄一些明星绯闻上个头条，谁不爱看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