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又一次走近襄阳，虽然只是匆忙走过，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文化，还有那里的人，让我魂牵梦绕。
　　
　　 一、青梅煮酒话水镜
　　 在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们走进了水镜庄——三国演义中的司马徽，罗贯中笔下的水镜先生的居住地。这里距县城半公里，是三国故事的源头。它前倚蛮河南岸，背靠玉溪山，山腰一洞，叫白马洞。洞前一门楼，上额书“水镜庄”三字，左右有“彝水环绕”，“明镜高悬”石刻对联。顺门楼向东，依山筑城垣数十米，上有垛堞，城接二天门，二天门到头天门有石级上下。
　　 这里依山面水，视野开阔，向北眺望，南漳城及周围田园尽收眼底，使人心旷神怡。从前左有珍珠泉，右有文峰塔，彝水洞前流，白云顶上飞，现已重修，辟为公园。
　　 站在这里才感觉到，荆襄多名士，在三国刚开始鼎立的数十年里，三国之贤者，荆襄居其三二，而荆襄名士，十个有九个与司马徽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从庞统到徐庶再到诸葛兄弟，荆襄名士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出身中都有一条是“曾师从水镜先生”。一位昏庸的师傅或者可能偶然教育出一位不凡的徒弟，但绝不可能教出一群来，从这几位学生的身上推上去，我们可以略微想见司马德操的风范。
　　 但水镜本人却是一个谜团，三国演义里并没有对他的出身作任何可供参考的描写，即使在历史上，我们也只能找到关于他的零碎的片断。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颍川人，“清雅”和“有知人鉴”。
　　 刘孝《司马徽别传》说“扞徽呴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此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
　　 这个说法的另一版本是：徐子光集注：“（後汉司马徽）口不谈人之短。与人语，莫问好恶，皆言好。有乡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闻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这里司马徽显然是一位隐士，我们看见的似乎是一位看破了人生险恶的老人。但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借水镜的童子口说出：“庞统字士元，少俺师父五岁。一日，我师父在树上采桑，适庞统来相访，坐于树下，共相议论，终日不倦。吾师甚爱庞统，呼之为弟”……
　　 罗贯中不是一位单纯意义上的小说家，他实际上是遵循着他心中的线，将整个三国中发生过的事用自己的方式编织起来的一位统合型的人物。有人评三国“无一字虚言”，当我们不将三国作为小说，而是当作一本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来研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为那些细枝末节上，罗贯中一丝不苟的地方而惊讶。上面的一段其实是出自三国志。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
　　 我们由以上的记录清楚地知道，司马徽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糟老头子，他不过比庞统大五岁而已。庞统弱冠之时，他也不过二十五岁罢了，而诸葛亮出山时，已经是二十八岁。司马徽的天份才学，我们难以找到记载，但详细推算一下，他在二十五岁，便已名动荆襄了，要知那时正是“荆州八表”的年代。要在名士如林的荆襄脱颖而出，这当是何样的才气纵横？
　　 历史的记载，就如同司马徽口中的那一个“好”字一样，总是含含糊糊。我相信罗贯中在撰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也遇到了相同的烦恼，他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一位高才的大贤，为什么居然在历史上连记载都没有留下。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塑造司马徽。他将司马徽神话成了一个看穿世间一切的大智慧者，成为了作者与命运的化身。
　　 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曰：“好！好！”
　　 这一段其实对三国演义的情节并没有影响——刘备听完就算，而且他在得了徐庶的时候，已经心满意足，要不是徐庶告诉了他智者的重要性和徐庶后来的离开，刘备也不会如此紧张地去寻访孔明。而司马徽在此也不再进一步说明，这句话，与其说是说给刘备听，倒不如说是写给读者看的。
　　 毛宗岗评司马徽：如闲云野鹤，忽然飞来，忽然飞去，颺洒之极。其实，与其说他是“颺洒之极”，倒不如说他是蜇伏得太深了，以致于他的声音，永远是那么的隐讳、模糊，隐约，绝不会对时代造成任何影响，似乎在局中，却超脱于局外。他有着罗贯中的眼睛与嗓音。
　　 诸葛出山成定局后。司马徽又一次开口了。这一次，他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我不知道其他人读到这段时的感觉如何，但我的心忍不住地一颤。诸葛，三国之神出山了。乱世似乎出现了一段曙光，“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以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
　　 但是隐士司马徽却仰面长笑：“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如果足够细心，也许我们还能够想起诸葛亮本人早些时候说过的话。当徐庶告诉孔明自己已向刘备推荐了他时，诸葛亮“闻言作色”了。“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
　　 孔明的牺牲已成定局，这一事实，司马徽知道，诸葛亮也知道。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要以凡人之力开创光明，只是将自己奉上祭坛而已。诸葛亮知道，但他不相信，他选择了自己的手，他利用了他能利用的一切。从自己人到敌人，使将必用激，破敌常用间，万事皆经手，星陨五丈原。我相信他死的时候，心中一定是“不服”两字。司马徽也知道，他对着天叹了口气，选择了蜇伏。他的智慧，令他早就知道“刘表性暗，必害善人”。
　　 但他不说，甚至“其友”徐庶去投刘景升的时候，他仍然不说，直到徐庶自己发现，并跑来对他说“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而来至此。”的时候，他才说上两句不痛不痒的“当寻明主”的建议。
　　 而他知道徐庶举荐了孔明之后，不禁又叹息道：“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他对孔明的命运，无疑是哀叹与同情的。在他看来，一位有着如此智慧的人，为何会作出这么愚蠢的行为来呢？他总是比其他人高明了一个层次。他令自己避免卷入历史的车轮之中，却又能近距离地观察历史的运作。
　　 他做到了一个隐士能做到的一切，他看别人总是清清楚楚，别人看他，总是模模糊糊。司马徽，闲云野鹤之身，往来高才之友。教授以传身，恬淡以度日。
　　 到襄阳一定要到水镜这儿看一看，或许能给你某些启迪。
　　
　　 二、文化深厚米公祠
　　 米公祠，原名米家庵，位于古樊城柜子城上，隔汉水与襄阳小北门相望。始建于元朝，明末毁于战火，现存全部建筑系清康熙至雍正年间重建。它是为纪念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书画大师米芾而修建的祠宇。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人称米襄阳。生于一0五一年，卒于一一0七年。米芾擅诗文，工书画，精鉴赏，酷爱收藏，多才多艺，广通博贯，而其书画的成就尤为突出。其书法得王献之笔意，博取众长，不守陈规，自成“沉着痛快”的“刷字”艺术的新风貌，被誉为一代宗师，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为北宋四大书法家。其绘画，创制了“米氏云山”，应是绘画艺术史上的先河。
　　 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大书家”的米芾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米芾书法博采众长，超逸入神，连当时的苏轼也赞叹不已，认为其书“当与王羲之、钟繇并行”。传世的米芾法书多为小字，大字仅有三件，其一《多景楼诗》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二《虹县诗》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其三《研山铭》。《研山铭》南宋理宗时被右丞相贾似道收藏，入元被书画收藏家柯九思所得，清雍正年间又落入四川成都知府于腾之手，及至近代竟流落日本，令人慨叹。中贸圣佳从日本征集到此宝，遍请中国书画鉴定家鉴定，各家一致认定为米芾真迹。启功先生早在1986年出版的《书法概论》中就说：“《研山铭帖》是米芾真迹精品中的代表作。米芾的行书成就最高。此帖下笔挥洒纵横，跌宕多姿，不受前人羁勒，抒发性情天趣，在他的大字墨迹中，应推为上品。”徐邦达先生说：“米芾大行书《研山铭》卷，后附其子米友仁跋二行，确为绝世神品。”中贸圣佳又与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米芾研山铭书法艺术研讨会”，编辑出版豪华精装《米芾研山铭研究论文集》，所下功夫，令人敬佩。
　　 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佘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