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干之于萧山，犹鲜花之于草木，锋利之于刀刃。假如没有萝卜干，萧山的令名就不可能流播得如此早，如此广。
　　 萧山萝卜干的味道是感性的、深入肌肤的，这种温暖又淡涩的奇妙感觉游荡在沙地、萧山乃至萧绍平原人的记忆深处。即便在物质极度丰饶的当下，上了年纪的人对它还是眷恋无比，小年轻们也是吮吸筷子、品咂有声，这如同曹雪芹对弱柳扶风的林黛玉的偏爱，无关情理。
　　 严格意义上，在品目繁多的江南饮食谱牒上，萧山萝卜干算不得一道特别美味可口的菜肴。它既没有“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的西湖龙井历史久远；亦没有先后获得部、省委评定的“中国名牌”“浙江名牌”的天目山雷笋那样的殊荣；更没有“裙边宽厚舒展，胶质粘腻，具有野生风味”的杭州甲鱼让吃货们大块朵颐、唇齿留香。它只不过是一道小小的酱菜，竟能忝列浙菜谱系，入选“杭州七宝”特产名录。
　　 萧山萝卜干起源于一八九零年，至今也不过百年可数；出产于江东沙地包括党山湾一带，这里原本穷乡僻壤、籍籍无名；以本土种植的“一刀种”萝卜为原料，食材单一，大江南北也没有哪一位大厨把萝卜白菜视作稀缺的菜品；选、切、晒、腌、摊、压、翻、装等传统加工技艺也看不出有多少科技含量，但是，萧山萝卜干制作技艺竟然入选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杭州八字桥酱菜厂的王跃泉老师是萧山萝卜干非遗传承人，通过他讲述的党山湾老底子故事，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画面，心中有关萧山萝卜干的名实之疑才一一释然。
　　 以前的萧山江东沙地，土质瘠薄，有机质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不可能培育出水稻、小麦等主粮，只能种植棉花、络麻等经济作物。十月初，络麻收剥完毕，勤劳的沙地人舍不得田地撂荒，便马不停蹄地在大片的农田里种上“一刀种”萝卜。等到西风渐紧、霜染秋叶之时，萝卜已长至五指径粗细、一菜刀长短，便意味着成熟了。轻轻拎起茎叶，润泽光滑的萝卜露出沙土，一棵棵莹洁如玉，啃上一口，味甜、肉嫩、汁多，真的是“经霜的萝卜赛似梨”呀！
　　 丰收的萝卜铺满了沙地人的院落，主妇们撂下手头的绩麻活，赶趁晚秋太阳的余烈抓紧晾晒全家冬春季节碗盘里的佳肴。
　　 腌制萝卜干却是一项极其繁复的活计。先将萝卜洗净，削去须根、青头、糙皮、斑点，横切纵剖，均匀成条，条条带皮，粗细如手指，呈三角形。把切好的萝卜条均匀地摊放在芦帘上，风吹日晒三五天，这叫初晒。再将晒后的切条加盐用力揉透，直到盐溶化后入缸，层层压紧，腌制三五天，这叫初腌。待食盐完全溶入萝卜后，从坛中掏出切条再次摊晾在芦帘上吹晒，谓之二晒。如此三晒三腌，最后装坛，用拄菜棍拄实，口沿加盖毛竹叶挡尘，再用稻草绳盘结塞死坛口，封上泥土，将菜坛倒置于舍壁角落，等到来年的春夏开坛享用。用陶坛储藏的萝卜干色泽黄亮、肉质厚实、香气浓郁、脆嫩爽口。
　　 “要是浇上菜油蒸熟后，颜色暗红透亮，那个香气啊，馋虫都要勾起来了。”王跃泉老师笑眯眯地说着，勾引得我们口舌生津。
　　 萧山萝卜干吃法没有太多的讲究。萝卜干、五花肉在油锅中煸炒，再上笼屉蒸，做成萝卜干蒸肉；萝卜干切丁上笼蒸透，拌和油炸花生米，叫做萝卜干拌花生米，是佐酒佳肴；可以和鸡蛋、毛豆、肉丁等热炒，还可以做汤，干脆一点的是开袋即食。吃法五花八门，因人而异。
　　 “萧山萝卜干是一道佐餐小酱菜，以前，勤俭持家的沙地妇女都会腌制。它什么时候出了名的呢？”王跃泉老师咕咚喝了一大口茶水继续讲：“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二十年，全国上下粮菜匮乏，萧山萝卜干因为量大且易于保存，就被选为战备菜。从此，坛装的萧山萝卜干摆上了大江南北副食品货架，这项营生也成了大部分沙地人创收致富的主要副业。现在，生活条件好喽，谁还要做这累死累活的苦差事啦？”王老师的话语里夹杂着淡淡的感伤。
　　 是呀，腌制出纯正的萧山萝卜干，且不说种植萝卜付出的辛苦，单单那“三晒三腌”的耐心和等待，富裕起来的人们谁还会把大把的时光投入进去呢？
　　 早晨，举起筷子，夹起一条酱色黄亮的“战备菜”就粥，你品出了什么味道？
　　 萧山萝卜干出产于萧山沙地，那么，萧绍人世代相传的湮灭钱江潮患的这块息壤是什么时候从天帝那儿借取来的呢？
　　 杭州湾是世界著名的海湾，湾底的地貌形态和海湾的喇叭形特征，使这里形成了中国沿海潮差最大的潮涌——钱塘潮。摊开一张清代中期手绘的苏南、沪、浙海塘位置图，你会清晰地看到，萧山处在喇叭口的湾底，北干山外便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滩涂，头顶正北悬着一片桀骜不驯的水域，而喜怒无常的钱塘江和曹娥江又从东西两面把萧山包裹得严严实实。
　　 为了生存，萧山人祖祖辈辈的头等大事便是筑堤！筑堤！筑堤！而钱塘潮的使命便是坍江！坍江！坍江！
　　 你问什么是坍江？
　　 坍江就是江堤坍塌，江水泛滥淹没田地，冲毁村庄，吞噬人畜。历史记载，钱塘江“坍江”是常事。
　　 明崇祯元年，坍江一次性淹死南沙瓜沥一带近两万余人；清乾隆三十五年，一次性淹死沙地万余口，数万人失去家园，四处乞食，卖儿鬻女；民国十年，因坍江饿死三百余口；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六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初……
　　 著名作家俞梁波老师耗时六年完成的六十万字长篇小说《大围涂》开篇描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真实发生的坍江：“茅草舍一间接一间地被汹涌江水席卷而去。电闪雷鸣，瞬间照见了人间灾难。一切都在消失。一双双在水里沉浮、挣扎、隐现的大手小手，到处都是稍纵即逝的哭喊声……”
　　 坍江是惊天的哗嚓声，是彻地的轰隆声，是绝望悲愤的哀号恸哭！
　　 俞梁波老师说：“我们出生的那一刻，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之地，到了成年，可以选择之后的生活。《大围涂》中，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离开这里是最简单的躲避天灾的办法，但是，很多人却选择了转身用洪荒之力去改造环境。”萧山的父辈们几乎都参加过围垦挑泥、保护家园的累年战斗。
　　 萧山人为什么要围垦杭州湾呢？勇毅笃行、砥砺奋进的萧山人会告诉你，为了整治钱塘江河道，为了消除沿江人民因“坍江”决堤而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为了开发利用钱塘江滩涂资源、缓解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
　　 上万年前，萧山这块热土上曾经活跃着一群古越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他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创造出了辉煌的跨湖桥文化。同时，古越人又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海洋性族群。他们面朝大海，过着半农耕半海洋渔业生活。那时这里地广人稀，古越人休渔时便垦荒种稲，收获后就扬帆出海，捕获海鲜，他们与钱江湾潮汐和谐与共。公元前二千零三十二年，大禹的直系后裔夏朝君主少康的庶子无余在扬州建立了越国，萧山这片土地至多算是华夏族越国的边鄙，松散的邦国制不可能把这里的土著束缚在自己的鞭挞之下。一直到公元前五百年中期，由晋国扶植的东方大国吴国开始挤压、蚕食越国，越国的有效统治一步步退缩到以绍兴禹王陵为中心地带，这时的萧山应当属于越国的京畿要冲，成建制的北方华夏民族使这片土地热闹了许多。
　　 是什么时候萧山区域人满为患、摩肩接踵的呢？翻开中国历代王朝的户口簿，最早康熙二十四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大关，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五百八十一万人。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六亿零一百九十万；一九六四年，全国人口六亿九千四百万……
　　 从人口数据分析来看，萧山人口与土地矛盾最初应当在清代康乾时期。那时，萧绍人就自发地围垦淤塞的沙地；民国时期，“涂涨就开垦，‘坍江’就逃难”也是常态。当中国人口膨胀到七亿的时候，萧山围垦的规模猛然加大，一九六五年，在美女坝至乌龟山东南，由赭山、南阳两个公社联合围涂二千三百亩；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由省、市、县共同组织在九号坝下游围涂二万亩，正式揭开了萧山大规模围垦的序幕。之后，建设兵团、知青也加入了火热的围垦大军。至二零零七年，共围垦三十三次，圈围土地三百五十平方公里，占萧山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对此，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其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由衷感言：“萧山围垦，石破天惊！”
　　 党湾镇先锋村陈如友老人是一位全国劳模，他亲历了建国后萧山围垦的整个经过，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风风雨雨。
　　 挖河筑堤、围涂造田工程只能在冬季进行，北风大、气温低，工程艰巨、工具简陋，一根扁担、两只土箕，男女老少冒着严寒，赤脚踏冰，挖河筑堤。住草棚，睡泥地，饮咸水，石米饭就萝卜干。各级领导干部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与广大军民同吃同住。正是千千万万像陈老这样百折不挠的围垦人经过了五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才筑起了一条条大堤，锁住了钱江潮。
　　 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是两个方向上的成就。一个方向是发现、并运用自然规律；还有一个方向是发展共同想象，比如文化。萧山人利用广阔的钱江滩涂，围涂造田，修筑堤坝、桥梁、道路，生产粮棉瓜果，兴建了家园，造福子孙，这是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在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搏斗的历程中，钱江潮又滋润催生了独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围垦精神”和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最终孕育催生了萧山沙地文化。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沙地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必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萧山人的生活离不开钱江潮,在与海江的交往中,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的故事永远也述说不完。钱江潮对于萧山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更是一道广阔的背景，一座壮丽的舞台,而世世代代的萧山人在这里上演着威武雄壮的活剧。
　　 沙地之于萧山，犹根本之于大树，精神之于形体。
　　 朋友，当你在这烂漫的大好春光里来到萧山，你一定要到萧山沙地这片广阔的息壤之上走一走，来品赏这一片片菜绿花黄、瓜长豆圆，这一汪汪的鱼塘、一畦畦苗木、一栋栋新房……在饱赏了宜人别致的田园景象之后，你不妨像我一样举起筷子夹起一条金灿灿的萧山萝卜干，细细咀嚼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