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杠头
　　
　　 老蔡今年40来岁，是个职中毕业的中专生，平时少言寡语，也不抽烟喝酒，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到乡镇20来年了，总也不见升迁。究其原因，除了不善溜须拍马、投机钻营之外，还有就是他爱抬杠的毛病。
　　 乡里的同事老谢，善于吹牛，人送外号谢大吹。有一次在酒宴后，有人张罗把吃剩下的东西打包带走。老谢却不屑一顾，在一旁吹嘘说自己从来没吃过人家吃剩下的东西。旁人听了只是笑笑，并不理会。老蔡却抬杠说：不见得。老谢说：怎么不见得？别人吃剩下的东西，我绝对不吃。老蔡反问：你在家排行老几？老谢答：老三啊，怎么的？老蔡嘿嘿一笑：你小时候吃过的奶头难道不是别人剩下的？而且吃过的不止一人，你不照样还吃？别人哄堂大笑。老谢大囧。从此，凡有老蔡在的场合，老谢绝不再吹。
　　 乡里的一位副头离婚再娶，有人很是羡慕，副头也沾沾自喜，颇以为骄。有一次竟打趣老蔡：我娶过两个老婆，你只娶过一个老婆，这一点你总是比不了吧。老蔡看了副头一眼，不紧不慢地说：你娶过两个老婆，这我比不了。可是，我只娶过一个老婆，我老婆只和我一个人睡。你娶过两个老婆，可你那个离婚的老婆现在和别人睡，你不就是比我多一顶绿帽子而已，这有什么可炫耀的？副头立时哑然，以后再不和老蔡开这种玩笑。
　　 有一段时间，乡里让老蔡负责统计。老蔡很是上心，各种数字弄得极准，没有半点马虎。可每年在全县的排名却总不靠前，有时候还要排倒数。后来来了一位新书记，让他把数字改一改，争取弄个前一二名。谁知老蔡却不买账，竟和新书记杠起头来，说，那可不行，统计的数字就是要实碰实，容不得半点虚假，这是统计法规定的，咱不能犯法。终未改。
　　 那一年，乡里的排名又落了个后进。新书记大为光火。要知道，在乡镇一级，书记就相当于皇上，而书记说的话自然就是圣旨，你老蔡竟然违抗了圣旨，哪里还有个好去。不久，新书记便找了个理由，罢了老蔡的统计之职，让他去管理乡里的伙食。
　　 有过乡镇生活的人都知道，乡里的伙食是个极难管理的差事儿。比如这一天，你看到乡院里的人都在，就按照人头做饭吧，可等到临开饭的时候有了饭局，忽喇喇人便去了大半，你做的饭自然就没人吃了，眼瞅着一大锅的饭晾在那里，你也无可奈何。相反，那一天，你看到乡院里的人不多，饭做的少了，可你刚要开饭，轰隆隆又回来一大群下乡包村的人，这饭你还得重做，惹得做饭的师傅一顿牢骚。这还是次要。最关键是招待那些市县到乡里或曰检查或曰考察或曰调研的大小官员。这些人大都在市里或县里的大饭店吃惯了的，嘴头极刁。乡里的食堂哪能做出大饭店的口味，弄不好，惹得大伙一通埋怨，费力不讨好。
　　 一开始，老蔡摸不着门道，还真惹得乡院里怨声四起，非议满天。头一个月，老蔡变换花样，让人们饱了口福，可到月底一算账，伙食费也增了不少，人们就有点不能接受了，纷纷要求把伙食费降下来。第二个月，伙食费是降下来了，可人们又反映伙食太次，清汤寡水，还不如农民喂猪吃得好。尤其是那些大小官员，因为吃不上有滋有味的东西，更是屡屡建议让老蔡下岗。那一段时期，老蔡的脑门上灰黢黢的，再也没有了和人抬杠的兴趣。
　　 但杠头就是杠头，有个不服输的拧劲儿。时间不长，还真让他琢磨出了法子。辖区内有个张村，是个搞屠宰的专业村，村里大多数人家杀马卖马肉。老蔡便把目光盯在了这些屠宰户身上，开始的时候是上门套近乎，甚至还给人攀亲戚，然后趁机便宜买人家一些马杂碎，有时候也捎带脚弄一些内脏什么的，回来加加工，做成各种各样的菜式，既满足了人们的口味，让人们解了馋，伙食费也没有增加多少。从此，人们对老蔡的看法便有了极好的改变，就连新书记也在背地说：这么个蔡杠头，还是有一套的。不光如此，老蔡对招待上面来的那些官员也颇费了一番心思，除了马肉以外，还把马身上的头头尾尾弄来，比如马尾巴啦，马脸蛋啦，马嘴唇啦，就连马的生殖器也让他搬上了餐桌。说来也怪，那些曾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官员们一吃这些东西，竟连呼好吃，大叫过瘾。一时间，上面到乡里考察、调研的人员明显多起来。新书记长了脸面，对老蔡的态度明显好转，到年底还给了他一个优秀干部的奖励，并许了他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虚衔。接下来，老蔡就有点按捺不住了，竟然暗地里与人合伙在离乡院不远处的地方开了个饭店，专门经营马尾巴，马脸和马鸡巴这些东西，竟大火。远远近近的人们都慕名来这里品尝，着实给老蔡带来了不少利润。于是，老蔡一有空便往饭店里跑，再也顾不上和人抬杠了。
　　 那一段时间，老蔡的脸上总是油光红面的，显得特别滋润。说话的口气也变了。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连平日里抽的烟也换成高档的了。后来，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二手车，来来回回的，在乡院里显得特别风光。
　　 然而好景难长，就在老蔡张罗着要把饭店开到县城的时候，有一次喝了点酒，开车往回返的时候出了车祸。奇怪的是这次车祸并没有给老蔡的身体造成什么别的伤害，就只单单把舌头碰断了。虽然在医院里让医生给缝上了，但话却含含混混的再也说不清。老蔡就此失去了与人抬杠的本钱，尽管有时候也很想和人抬上一杠，却只见他的嘴巴鼓了又鼓，但话音始终在嘴里缠着吐不出来。每逢这时，老蔡总是脸涨得红红的，一跺脚，转身离去。
　　 缺少了老蔡和人抬杠的乡院，似乎从此失去了一种乐趣。
　　
　　 二、班鸡巴
　　
　　 老班的家就在本乡，是从村干部选拔招聘到乡里工作的。因为说话爱带上鸡巴两个字，所以背地里人们都称呼他班鸡巴。老班所在的村子叫班家桥，不知为什么，这个村里的人们不管男女老幼，说话的时候，嘴里都爱带上鸡巴二字。其它地方的人调侃起斑家桥这一点来从不忌讳。比如，说一个斑家桥人赶集买小猪的事儿就极具风趣：赶鸡巴个集儿，买鸡巴个小猪儿，回家里一看，不鸡巴吃食儿。再比如，说村俱乐部排演京剧杜鹃山，有队员上场向柯湘汇报：温其久跑了。扮演柯湘的演员或许是一时紧张也或许是其它原因忘了台词，情急之下，竟然把本地方言说出来了：给鸡巴我追他，追鸡巴上他了，揍鸡巴他个白吗不是白吗！旁人哄堂大笑。因老班从小在斑家桥长大，说话嘴里爱带上鸡巴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他在乡院里鸡巴这个鸡巴那个，但谁也不和他一般见识。只不过有时私下说：这个鸡巴老班，鸡巴都长在嘴上了。老班听了也不在意，反而自我调侃说：喝了班家桥的水，鸡巴就是不离嘴。平日里照样还是鸡巴这个一下，鸡巴那个一下。终于有一日，老班为了这个鸡巴事儿吃了亏。
　　 老班在乡里是个信访办副主任，整天和一帮子上访户打交道。也多亏了他是个本地杠、坐地户，又天生一副大大咧咧的脾性，一般的上访户到了他这里，经过他半真半假，打赌发誓的一番开导，也就偃旗息鼓不再闹了。可有一次却是例外。
　　 辖区内一个叫王三楞的人到县里上访，乡里让老班去接。老班心里就一阵腻歪，知道这个王三楞是个难缠的人物，平日里一点正经事儿没有，吃喝嫖赌却样样齐全。村里原来划给他的责任田让他倒腾着卖了，可钱到手没几年的工夫就让他吃喝嫖赌地折腾了个净光。老婆眼见日子没法过，也跟别人跑了。王三楞没法，就去偷，后来案发被判了五年刑。出来后仍不学好，继续赌，后来把房子也卖了。没处住，就找村里闹腾，要村里解决他的住房问题。村里自然不好解决，就找乡里。来来回回闹腾了几次，还是老班出面协调，让他临时住在了村边的一个废弃的看护房里。王三楞有了住处，尝到了甜头，便得寸进尺，回头又要村里解决他的责任田问题，这就有点不好办了。于是，王三楞就不停地上访，今天去县里，明天去市里，不肯消停。如今这年头的事情也怪，上面的信访部门把信访的责任全部压在了下面。只要有人上访，也不管青红皂白，一律认定是乡里的责任，打电话让乡里出车去接。乡里也没办法，又不能不管，只好去接。费油搭工夫的不说，弄不好陪着去接的人还要遭到一通奚落甚至挨上一阵谩骂。那一天，老班到了县里，找到王三楞，好说歹说，王三楞就是不走。老班急了，就数落说：你个鸡巴货，吃喝嫖赌的把家底折腾光了，反倒有鸡巴理了。王三楞见老班揭了自己的老底，恼羞成怒，索性不管不顾了，反问老班：你鸡巴谁呢？老班说：我鸡巴你呢，怎么样？伸手就去推搡。王三楞一见老班想动手，二虎劲儿也上来了，一下子扑上来，两人就撕捋起来。最终，老班还是没能把人接回来，自己的耳朵还差点让王三楞给咬下半拉。为此，老班还住了一星期医院。
　　 而这事儿并不算完，本地一家媒体的记者不知怎么听说了此事，便来采访老班，要他说一说和上访者打架的经过。老班本不愿提起此事，但那位记者却不肯罢休，连连追问，惹得老班一时火起，不耐烦地说：你老鸡巴问，有鸡巴头没有？记者一听老班鸡巴连篇的这么一说，便不再问，起身哼了一声，扭头离去。
　　 几天后，市报上便登载了一篇报道，题目豁然写道：乡干部素质太差，骂记者满口脏话。一时间，老班成了新闻人物，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都开始议论起来。老班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先是乡里的头头找他，尔后是纪检部门约他。后来，县里的一位主要领导也发了话，像这样的乡干部一定要严肃处理，意思要将老班开除。老班傻眼了。为这么个鸡巴事儿丢了饭碗，岂不冤枉？没办法，四处活动吧，就这样求爷爷告奶奶的上下打点了一圈，最后，还是乡里的头头出面求情，老班才保住了饭碗，但还是背了个停职半年的处分，那个信访办副主任的职位自然也被撤掉了。老班有苦难言，只得自认倒霉。谁让自己的嘴乱鸡巴说呢。
　　 在受处分的这半年里，老班心情郁闷，借酒浇愁，一日突发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弹，话也说不利索了。如果有人问他为个鸡巴事儿搞成这样值不值？老班支支吾吾的摇半天头，然后张开嘴，艰难地挤出两个字：鸡——巴——
　　
　　 三、胡喝匠
　　
　　 在我们这一带，大凡会一门手艺的人，皆都被人惯称一“匠”。比如会木工的称“木匠”；会打铁的称“铁匠”；会修房盖屋的称“瓦匠”；会补鞋钉掌的称“鞋匠”。而“喝匠”这一称谓却是老胡为自己冠称的。
　　 三里五乡的人们都知道老胡的酒量大，能喝。但究竟能喝多少却始终没人说得清楚。有说他能喝二斤，也有说他能喝三斤，但确切的数字却没人能说得准。因为凡在酒席宴会上和老胡较劲的人，都在最后被他用大碗干倒，迷迷糊糊的到了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斤、多少两了。
　　 老胡自小就爱喝酒。早些年家里穷，没有剩余的钱来买，老胡就鼓捣成一套土法酿酒的工艺，把家里的红薯干、玉米芯弄起来酿酒，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酒瘾，隔三差五还把喝剩下的酒零星卖掉，倒也贴补了不少家用。有一段时期，我们这一带酒风盛行。不论人来客去，还是婚丧嫁娶，不论张家死个猪，还是李家跑个驴，甚至是夫妻二人拌嘴，邻里之间吵架，最终都得在酒桌上解决。所谓酒桌是办公桌，酒桌是谈判桌倒也确不为过。只要在酒桌上，便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便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
　　 因为老胡能喝，后来就在上河村当了个不大不小的村委，其实只是个有名无实的闲职。主要工作也只有一个，就是准备着应付上面来的各种各样的检查团或乡里来的大大小小的干部。那段时期，老胡整天都是油嘴红面，饱嗝连连，腆个将军肚，提把铜酒壶，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倒真成了上河村的一道风景。而真正让老胡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喝酒才干，并最后声名大振的还是朱乡长上任之后的事。
　　 那一年春天，乡里调来一位新乡长，姓朱，据说极能喝。上任伊始，辖区内11个行政村，朱乡长村村都到了。结果村村都被朱乡长喝得一塌糊涂。只有下河村的村长爱逞强，不愿服输。于是，二人便在酒桌上斗起来，几番交锋过后，下河村的村长最终也没能喝得过朱乡长，自己反倒落了个酒精中毒，赶紧到乡卫生院进行灌肠、洗胃，好一阵折腾才算保住命。如今一听酒字就浑身哆嗦，难以控制。
　　 老胡却不服气。等朱乡长到了上河村之后，还没等晌午，便被老胡请上了酒桌。起初，老胡也不着急，先是用酒盅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喝。待到酒酣目热以后，便换上了茶杯。最初几圈，朱乡长还能言齿利索，等酒桌上只剩下朱乡长和老胡之后，老胡又换上了大碗。满满的三碗过后，老胡依旧面不改色，紧接着又划上了螃蟹拳：螃蟹一呀，爪八个呀，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儿呀，横着走，竖着卧，用手抓呀，跑不脱呀……可再一看朱乡长，说话舌头也短了，腿脚也发软了，最终瘫在了地上，任你怎么扶也扶不起来。
　　 有过这一次和朱乡长较劲的经历，老胡喝酒的名声就更大了。朱乡长对老胡的酒量也感到很是惊佩。几天后，朱乡长又来到村里，并直接到了老胡的家，说是要调老胡到乡里的乡镇企业办公室上班，工作也很简单，就是陪同上上下下来的人喝酒。人们都说老胡的官是喝酒喝出来的。老胡倒也不避讳，只不过淡淡地说，俺这种人充其量是个喝匠，你说除了喝酒咱还能干成个啥呀？也还别说，冲着老胡能喝，还真的为乡里办了不少事情。你比如乡中学的危房改造，老胡和教育局的局长喝到最后，教育局长不行了，竟拿出一个大碗来，要老胡喝，说是喝一碗给十万。老胡二话不说，端起来一连干了八大碗，直喝得教育局长连连摆手说，行了，别喝了，别喝了！再喝我都给不起了；还有一次是向上级要扶贫款，老胡和市财政局长连着对吹了两瓶，财政局长就败下阵来，只好在扶贫申请上签了字；最白热化的一次是和县交通局长的对阵，早春二月的天气，交通局长竟然只穿着背心和老胡划拳，结果几番“二度梅”、“六六顺”、“八匹马”下来，交通局长就斗焉了，大笔一挥，俺们乡门前的那一条路就变成水泥路面了。
　　 鉴于老胡对乡里的贡献，乡里专门申请上面特批为招聘干部，并提拔为乡镇企业经理，专管乡里的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工作。那几年，老胡干得风生水起，着实为乡里引来几个大项目，乡里的税收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到年底排名次的时候，也总能名列前茅。
　　 然而遗憾的是，老胡到乡里干了没几年，上面来了文件，坚决杜绝和控制大吃大喝，尤其是公款吃喝现象。眼见酒场愈来愈少，老胡觉得自己没有了用武之地，就变得郁郁寡欢，有时候回到家里一个人埋头喝闷酒，一年后竟得了肝硬化，最后花了乡里一笔公款后，不治而亡。
　　 现在，你在老胡的家里再也找不到一瓶酒了。所有那些曾让老胡名声响亮且风光无限的大大小小的酒瓶子，都被他老伴一个一个全摔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