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乡那阵子，男女同学，不论高中初中，不管聪明愚笨，一律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统统都在接受再教育，也分不出个高低贵贱，人人都“扎根”当农民，“扎根”便失去了它苦难的意味；知青所处的“广阔天地”，清一色行行出“农民”，没有其他行当的优劣对比，于是“扎根”与眼面前的干农活便一样是“脱胎换骨”，习以为常，失去了差别；你也喊“扎根”，我也喊“扎根”，“扎根”成了轻松口号、家常便饭，一时都麻痹了在农村“扎根”的深层含义。
　　 当年，这些十六七、十八九岁刚出中学校门的孩子，只是关注到眼面前的苦筋饿肤，哪会考虑今后“一辈子扎根”将会遭遇到的种种难题：工农差别、文化差异、民族差异乃至生活习俗、语言文字、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等太多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当时公社有个上海女知青单是因为集体户伙食差，农活累，为了能经常吃到煎饼馍馍、能够躲开日晒雨淋，被村里老娘们掇合而动了心，嫁了个庄稼汉，提前当上了“老娘们”。对于“扎根”尽管没有丝毫的张扬和做作，她却是用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可见有些知青对这样重要的人生课题处理得草率而任性。
　　 两年后，开始了招工提干上大学，知青群体随之分化。可是，往往“革命论调”提得高、“扎根农村”喊得响的人，容易被誉为与“工农大众”结合得好的先进知青，便可脱离农民捷足先登地告别农村走向城市。而那些苦苦盼着也能风光地进城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眼下仍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们却无法摆脱“扎根”的桎梏。于是，浓郁的消沉、失望情绪开始漫延；尤其是工分值低、收益差的生产队，知青则生活在精神物质双饥饿的贫困线上。
　　 我经常下乡蹲点，走村串户接触过许多年龄与我相仿的知青，作为干部，常常要例行公事似地问他们：集体户房子漏不漏？口粮够不够？他们总会这么说：只要身体好，什么困难都好克服。就怕得病，现在生肝炎、得关节炎毛病的“插兄”不少，让队里的赤脚医生治，医术不说，连起码的药都不具备，毛病越拖越重；本来收入就低，有了毛病又出不了工，欠队里的口粮款也越积越多；又不敢回上海，错过了招工机会可是一辈子的事……说着说着，对方就不愿意多说了；而我对于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于是双方就会沉默不语，心里都觉着挺难受。
　　 然而，这种难受对于我来说只是暂时的，对于他们却是长久仍至终身的。
　　 当自已回到城里，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前时，何曾再去细想：那些仍在农村的“同类”们艰难挣扎的解决途径？尽管是当时的气候政策环境使然，自已是人微言轻，小青年一个，再细想再筹划也是枉然；可是，不能原谅的是：在“扎根”风潮兴盛时，我也与一些刚刚拔下“扎根”尾巴进城吃上了皇粮的知青一道，为了自已能坐稳城里的位置或向往更繁华的去处，做着洛阳纸贵般的文学梦，用知青的苦难制造着自已的敲门砖：高唱起革命的阔论，摇身一变成了“教育者”，在字里行间煞有介事地告诫苦于无法进城的务农知青不要动摇“扎根”，还压上一顶“一辈子”的帽子，以此来换取点滴名利。也许主观上并不承认有投井下石的动机，可是客观上已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七十年代初期，我在(延边日报》、《吉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字，在县城里小有名气，并被誉为延边有影响的作者之一。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与知青有关，其中，一辈子扎根边疆干革命的诗歌又占了大头，比如:“良种”、“山村教师”、“女队长”、“边疆民兵”、“故事员”、“同咱一个心眼”、“乡邮员”、“饭店服务员”、“故乡千里来聚会”、“苗房值夜”、“书记上任第一天”、“革命的路”等等。从这些题目中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诗都是描写生活在最基层最边远的环境、从事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而铁心扎根百折不回的知青们。事实上，众多高喊“扎根农村”口号籍此入了党、当了“知青标兵”，又被宣传被树榜样的，风云一时后早早就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转折。于是，留下来的知青原本默默无闻的，也只能依样画葫芦，学做着将“扎根”口号当作离开农村通往城市的敲门砖。
　　 僧多粥少，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难！面对着招工名额的奇缺，个别人则别出心裁为自已谋划出路。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先以“扎根”为由，与村里一名男青年“谈恋爱”，朝朝暮暮，情投意合。月明人静时分，在自留地里谈情说爱，待撩拨起男方的欲火时，女方则立马反抗与呼救。终以对方“强奸未遂”为由，精神受了“刺激”被公社突击招工走了，男青年则被开除了团籍……为了早日离开农村，她采用的这般卑劣用心去伤害无辜，会受到良心谴责、因果报应的。
　　 七、八年过去了，下乡知青已极难回到城里消化解决。于是，各级领导在加大“扎根农村”宣传力度的同时，要求各县各公社各大队纷纷树起自已的“扎根典型”。我也凑热闹地写了首诗歌《扎根记》。在这首诗里，凭空编出个“上海知青杨桦”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的故事来。
　　 而实际生活中知青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上海知青小莲也与诗歌主人公“杨桦”一样插队六年了。不同的是，她没有“杨桦”那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阶级觉悟，在生产队不言不语，老老实实地只知道干活；在她前面像“杨桦”般能说会干的知青都纷纷上调走了。苦盼苦熬等到了这次省城的招工指标，大队党支部又指定就是给小莲了。
　　 当小莲将手续都办齐时，公社却不让她走——要将她树为“扎根典型”。原因有三：一是她和队里的一个朝族男青年挺说得来（但绝不是恋人），认为感情有培养基础；二是她母亲是上海纺织行业的劳模，做党的表率，工人阶级责无旁贷；三是劝她放弃招工进城而留在农村干革命，对还在农村的知青极具说服力与号召力。
　　 于是，这边做思想工作，上海也做思想工作，又千里迢迢请来了小莲的母亲，众人拾柴火焰高，小莲“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这把火算是烧起来了。一时间，公社书记主持结婚仪式；以小莲和她母亲的名义向留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及家长发出了“扎根倡议书”；小莲和她的丈夫被突击入了党；团县委委员、县妇联执委、县五七办常委等一顶顶不脱产的桂冠戴在了小莲的头上；她所在的大队也被授于“民族团结村”；她的母亲则四处被请去作报告……
　　 然而，小莲的婚姻生活并不圆满。
　　 十六年后，她与女儿回上海看护瘫痪的老母亲，上海的兄妹都要上班，所以留下她母女俩犹如请佣人，生活费由兄妹分摊。
　　 不久母亲便去世了。
　　 嫂嫂说腾出前房侄子要结婚，留出八平米后房又当饭厅又当会客室还要安置小莲兄嫂和她母女，实难容身。于是，嫂嫂对母女俩下了逐客令。小莲哀求无效后则争辨道：我女儿的户口已回了上海，母亲的房子她也有住的份。于是嫂嫂转向哥哥天天吵着要闹离婚：砸电视、掀床板，闹得鸡犬不宁……
　　 在小莲母女无家可归之际，一道插队的同学帮忙临时安顿了她母女俩人。她整日像祥林嫂般逢人便说：当时不听那帮人的胡说八道就好了；当时招工进省城就好了；只怪自已年轻不懂，真是憨大、十三点——有人劝她：不要怪自已。你母亲一把年纪不也是受骗上当？当时形势就是这样，怪就怪触霉头的事怎么会让你碰到？小莲苦笑着说：准备好了再回东北继续她的“触霉头”，呆在上海比“触霉头”还难过呢……
　　 也是小莲当时老实听话的缘故。我认识一个上海女知青，是省内外闻名的“扎根典型”。她在担任大队书记时，省里想借她再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扎根”宣传，而“扎根”最过硬的便是在农村成家。于是由省妇联出面，为她寻找男子汉，条件必须是县以下的基层男青年，最好是朝族，更有说服力。省到县，县到公社，层层思想工作铺天盖地。面对着强大的压力，她没有动摇主心骨：在“农村干革命”只是暂时的考虑，遇到“扎根一辈子”这实质性的问题，自己肯定要慎重再慎重，决不能放弃自已的生存底线……她如今在上海某单位也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每每谈起往事，她总会诧异于当年自已的果断和坚决。
　　 想当年，延边地区的上海知青近两万人。当时的珲春县也有六千名，如今留下来的不满一百，而在珲春市（县已改市）工作的占了80%，其中，官最大的是担任市委统战部长的耿玉林，廿年前住在县革委会宿舍时，他是我的隔壁邻居，那时在县团委工作。他的夫人是朝鲜族，被他训练得一口上海话。小耿告诉我：要说当官的，还有两个上海人，一个是财政局副局长张根发（我记得第一年回沪探亲，小张才十七岁，为抢行李架，在火车上与人打起来，我还上前劝过架。这次见面，他已是一位十分成熟老练的领导了）；一个是档案局副局长褚梅芳（下乡没多久，她就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而闻名省内外，她与担任珲春镇镇长的当地知青小严结了婚，小严曾是我在县委党校的同学。可惜这次小褚没碰到）。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
　　 多数的上海知青在工厂工作。不管顺境逆境，他们十分要强，许多人下了岗，没有收入，有的去摆地摊，有的卖冰棍，还有的踏三轮车……
　　 踏三轮这活计，对于近五十岁的老知青来说，上坡下坡已力不从心了。但是，他们还是在努力着，因为他们具备了“插队落户”吃苦的底子。我实地了解了一趟：只要客人不出市区，每次坐车只收一元；运气好，一天进项三十元也是有的；一般每天只有十几元，一月也不过是三、四百元的光景。
　　 剩下20%的上海知青，有一些在乡里当教师；真正“扎根”农村的有十来个。山呼海啸般的“扎根农村”风潮，充其量也只有六百分之一（即千分之一点六）的作用。绝大部分知青十分庆幸地离开了曾经“扎根”过的地方；其中，又有绝大部分的上海知青回到了上海；如今留下的这些真正的“扎根派”也是出于千种缘由万般无奈，他们远离了城镇，落户在少数民族边陲，好像是当年运载途中震落的几粒石子、遗漏的一线沙土，与建造宏伟的大厦失之交臂，不能为之添砖加瓦而沉默于山村；更不能追随绝大多数“插兄”一起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
　　 但是，在中国知青这部沉甸甸的史册里，若没有“扎根派”们默默吞咽下的命运苦果，这部空前绝后的“知青史”就将无法得到完整！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生前说过：“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是不可因此混淆。”
　　 的确，坏事就是坏事。面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给知青的这一辈或下一辈所带来的种种痛楚，绝大多数知青（包括我在内）均已省悟；若有人还像当年那样：自已呆在城里，让别人在农村“扎根”，以至于仍然愿意再唱“青春无悔”这样高调的话，那就请他来与“扎根派”们调换一种生活，我想，他会马上噤声的。
　　 付出过惨重代价的“扎根派”：历史将记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