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前，我在某部干休所当干事，每周一三五上午，是军职老干部阅文时间。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校园，去给老干部送文件。
　　 老干部里，我最怯火的是李政委。半月前，老干支部选书记。早早我就接到李政委的电话。他说你可不要迟到，你是代表所党委的。我苦笑着挂了电话。这个李政委，都退了的人，还爱管单位的事。一会儿提意见说要治机关松、散、懒；一会儿又到所办来看我们上班秩序，批评我们不像个军人的样子，太稀松。
　　 到了会场，我发现他脱掉了平常穿的西装，换上了没有肩章的将军呢大衣，正微笑着注视每个与会者。一会儿问这个身体好吗，一会儿问那个最近有啥新闻。这很难得，平时他总是阴着脸。老干部阅文，有的来时一手提着菜筐，一手握着药瓶。有的刚一坐下就说忘记家里门到底是否锁了，要请假回去查看。这时，支部副书记李政委总强调学习纪律，而支部书记贺校长则笑眯眯地点头放行。有老干部小声议论李政委是个官迷。好在，他听力不好，但凡有领导来所讲话，他耳不离助听器，坐到首长跟前，睁大眼睛听。完事后还让到家里再给他讲学校、军区的最新形势。
　　 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我把六页表格裁成两半，剪成十二张小表，分发每位老干部。李政委生气地说：“选举这么严肃的事，就这样应付？”说着，表还是小心翼翼接过，又讨好地扫了大家一遍。有些老干部拿到表就立即写了，然后往桌上一放，眼睛就只盯着窗外，盼着保健医生来；有些小声交谈，可能在商量选谁。在大家填票时，我发现李政委想了很长时间，终于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写完。李政委只得两票，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其中一张是他给自己投的。字迹显然有些造作，可是和人一样，骨子里那味是没法改的。即使一个勾，李政委打得也跟别人不一样，霸气十足。
　　 会散后，老干部陆续都走了，只有李政委还在认真阅文，不但看，还做笔记。每份文件看完，总要签上：已阅，李。离学习结束还有十分钟，我外地来了一位同学。我接完电话，为了节省时间，先把别人看过的文件都装进包里。
　　 “啪”的一声，我抬头一看，李政委那金鱼眼睛正瞪着我，手中的文件已经甩在了地上。
　　 李政委。我怯怯地叫了一声。
　　 你不能剥夺我的政治待遇。他显然生气了，直喘粗气。我怕他心脏病犯了，只能连说对不起。我把装进包里的所有文件全拿出来，放到他面前，说，政委，您慢慢看。
　　 你是什么职务？
　　 我是副连职，政委。
　　 一个军职干部在这看文件，一个小连职就目中无人地收拾东西，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吗？
　　 首长，我错了。
　　 你回答内务条令上怎么规定军人内部关系的？
　　 我一时不知他要我回答哪一条？想今天是支部会议，便壮着胆子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六十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相互间是同志关系。
　　 你，你气死我了。政委喘着粗气，站了起来，把椅子拖得转了个圈儿，我一把扶住摇晃的他。情急之中，回答：报告首长，第六十一条规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政委您下命令吧，您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在所不惜。
　　 我以为我回答得还算机智，没想到又惹恼了他，他声音更放大了，说，你所长政委没给你讲过如何尊重老干部？
　　 所长政委经常说，老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让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那你是怎么做的？
　　 首长对不起，我错了。您慢慢看，您看到啥时，我等到啥时。
　　 不看了！他说着，双手背在后面，气呼呼地下楼了。我装上文件，提着包跟在他身后不停地说，政委，真的对不起，因为有同学来了，所以就忘了还在班上。个人的事能带到工作上吗？政委说着，朝院子四周看，好像盼全院的老干部都出来，我最怕人听到，好在，现在是做饭时间。我只能跟在李政委屁股后面，不停地说，政委，我错了，原谅我好吗？您打我骂我都行，就是千万别生气，生气伤身。李政委一直到打开他家小院里的铁门，还诉说着他一生的委屈，说什么正师干了八年，才提的副军。说什么，一个正军职干部，却让一个副连职干部欺负。他进屋了，我不敢进去，便小心地揭开门上的竹帘，一只脚站在外面，一只脚站在里面，想不能不听他训话呀。你是想让蚊子咬死我吗？李政委声音更大了。
　　 我忙放下帘子，端端正正站到他面前。这时，李政委的老伴张阿姨从里屋进来，问怎么了，发这么大的火？来，小文，坐，吃个苹果。我看了一眼李政委，李政委右手往椅子上一甩，我赶紧坐直，双手搁在膝盖上。
　　 他讲他是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次年六月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连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长、总支部书记。后参加了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干部团政治处主任，游击队长，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委员等职。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原突围。一九四七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了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墙上的表十二点了，他讲到了西藏平叛。那时候他是团长，在被围攻了三天的情况下硬是突围出来，浑身是血。给西藏运送物资，他带车队，遇到了雪崩，救援赶到时，他都冻僵了，因把身上的大衣披在了十六岁战士的身上。
　　 这时阿姨打断了他的话，行了，别再又说那些陈年旧事了。小文，来，一起吃饭。我立即站起来，李政委这才收住了话，说，好了，今天就批评你到这，说你，是为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好军人。今天的事，我不跟你所长政委说了，咱们保密好不好？说着，像个慈祥的老爷爷似的笑了。张阿姨送我出来，小声说，人老了，有好多话，没人听，儿女又不在跟前，今天总算抓住了你。别往心里去，有空过来跟他聊聊，你就知道他人是挺好的，身上有六处枪伤呢。
　　 我当时答应了，单位事多，再加上怕他再考我军史党史什么的，所以每次见他都躲着走。后来我到北京上学、工作，有天晚上，忽梦到李政委给我要文件看，醒来，我拨通了干休所电话，才知道，我调走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潜京十年
　　
　　 我已居京二十年，可为什么要写如此的题目呢？因为我难忘最初在京十年的生活甘苦。
　　 上大学时，我就想着毕业一定要留京，为此还倒了三次公交车，顶着风沙到自由撰稿人古清生老师处取经，想着留不下，即便脱军装，也要居住在天子脚下。北京多好呀，有亚洲最大的图书馆，有享誉中外的人民艺术剧院，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各界名人。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干大事，在北京，机会更多。我运气不错，终留下了，在一家军队医院当干事，为老干部服务。集体宿舍，住四人。爱人带着六岁的儿子来探亲，我只好住到一家价钱较便宜的宾馆。
　　 爱人假快到了，我时不时暗示儿子该回西安上学了。一天，我下班回家，在街口看到等我的儿子，我要给他买他最爱吃的火炬冰淇淋，他却摇头说，妈妈，过年时，你不要给我买新衣服，我也不吃冰淇淋，咱留着钱给宾馆，一晚上四十块呢。说着，紧紧握住我的手。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让儿子转学到京。我租了老北京大杂院的一间石棉瓦房，进门就是一张大床，再无他物，我跟儿子进门就上床，在床上看书，在床上吃饭，也在床上做游戏。做饭在露天，炒菜时，雪花飞进锅里，当然落在菜里的还有灰尘和沙粒，但我俩吃得香喷喷的，毕竟这是在北京。
　　 一朋友给我所在单位写书，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跟身份不明的人住在大杂院，还要跑公共卫生间，说，我走后，你干脆带着儿子搬到招待所住吧。
　　 有谁能在招待所长住？再说，不久就会被人发现。朋友说，他们总不至于把你娘俩赶到大街上睡吧。我想也是，即便赶，再搬回大杂院也不迟。
　　 果然住到招待所不到三天，就被发现，令我立即搬走，我厚着脸皮，坐到营房处的办公室一番哭诉，管房的瘦高个助理员不吭声也不理我。我只好坐在他对面，看我带来的书。助理员黑着脸离开了办公室，一直到下班也没回来，走之前，说，你坐够了就把门锁好。坐了三天，一点也没进展。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给营房处长送礼。我带着儿子晚上提着两条红塔山和茅台酒到营房处长家门前，轻轻地敲一下，没动静，再敲两下。我敲不开，让儿子敲，儿子小小的手指敲几下，就喊疼，却仍坚持敲，越敲声音越大，他怕我把他送回西安。一直折腾到九点半，门终是没开。我俩提着东西再回到招待所时，大门已经关了，怎么叫都没人理。我抱着儿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单位领导发现后，批评我不该住到办公室。又看我可怜，说他给营房部门打了电话，但人微言轻，想必人家也不会搭理。不过，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说，听说营房处长在眼科住院，你去看下他。我当晚立即买了三盒脑白金西洋参营养品，到了眼科，发现营房处长也是一个瘦高个，躺在病床上，脚一直顶到了床的铁架子上。听了我的来意，他说，孩子几岁了？我说七岁，刚上一年级。说着，我就哭了。他说把东西拿回去，房子的事，我们再研究研究。一听这官话，我心就凉了，又看他强硬的表情，只好把礼物又提回招待所，放到也没送出的烟酒旁。这时，招待所管理员限我晚饭前必须搬走，否则就要把东西扔到外面。儿子放学回来，看到我提着行李又要走时，说，妈妈，咱又要到哪去？
　　 我说大杂院。儿子抱着被褥，我提着行李。在雪地里我一边走，一边哭，又不想让儿子看到我的难过，只好不停地说，眼睛里进了东西，真难受。走在大门口，看到营房处长，还有我单位的领导正向我走来。营房处长接过我儿子手里的被褥，说，房子给你批了，在西院。
　　 一套四居室的房间虽住了三户，但我母子高兴极了，儿子躺在房间的木地板上，不停地说，妈妈，我们不会再到大杂院去了吧。房间因为连着高干病房，二十四小时供开水，还有个小小的花园，我觉得真过上了神仙的日子。
　　 有了房子，立马给儿子转了户口。因我是军人，户口本的户主是儿子。儿子问我户主是啥意思，我说就是家里老大。自从当上老大，儿子比我还操心，晚上睡觉前，必定去关大门，又让我去检查煤气是否关了。当时有个朋友晚上常跟我打电话谈文学。有一阵我再也听不到他来电话，后来才发现儿子拔了电话线。我责问其故，儿子说，因为我是户主，怕爸爸不在，你犯错误呀。责任心很强的户主不但管着我打电话，家里来了男客人，他一定要等到客人走后，才睡觉。要不，就不停地当着客人的面，一会儿问我这个词怎么造句，那道算术题怎么做。长此以往，朋友们渐渐都跟我少了来往。
　　 后来我分到了两居室，爱人也调到了北京，生活安定了，却听到出版社要招人，我又蠢蠢欲动。爱人坚决支持我的行动，但因新单位没房，我带着儿子住进了集体宿舍。我们的宿舍里外两间，里面住着一位同事，外间我跟另一位同事合住。跟我合住的同事年轻俊俏，刚结婚，特别疼爱孩子，看我跟儿子挤一张单人床，就提出两床合并。儿子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时尿到了同事的褥子上，同事也不恼，还说她周末回家时，我可以让爱人也来团聚。套间的同事周末也回家。我就同意了。
　　 谁料有天，套间的同事半夜忽然开门发现爱人在，我好一番解释。第二天下午，正值三八妇女节，社里召开全社女同志座谈会，社领导听取大家对社里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套间的女同事重述前一晚的事情，替我说情。当天晚上，我就搬离了那间集体宿舍，有了一间单人宿舍。
　　 两年后，我职务调到了副团，住上了四室一厅的房间，此时，儿子已经上了高中，我已潜京十年。回顾十年岁月，虽有泪水，但更多的是对那些生命过往中给予过温暖的人们的感激。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笔下才充满了温情。
　　 在京二十年了，虽然我年年只要有机会，都一路南下。烟雨江南是我梦中的故乡，但那是客居，超过十天，我就不想呆了。只有在北京，走在宽阔严正的大街上，接受八面来风，我才感觉这儿才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