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牛虻》。埃塞尔·伏尼契。李俍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竖排，繁体，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版本。这是我在七十年代小学、初中时期读到的最早一本外国长篇小说。之后还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应该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版本，已经横排、简体了。这两本书封面都非常陈旧、皴裂，泛黄的纸张散发出时间流逝后的感伤气息。
　　 七十年代，一个中原小镇，我随着在人民公社机关里工作的父亲、在镇小学教书的母亲生活、读书。无书可读，背着空虚的书包读街道墙壁上贴满的大字报，其中有叙事——“复辟”、“通奸”、“恶毒攻击”，有抒情——“打倒”、“粉碎”、“坚决捍卫”，有插图——变形中的人、拳头、铁锤……镇上唯一的小书店，能买到高尔基《我的大学》《在人间》《母亲》改编的连环画，如获至宝。父亲隐秘收藏和寻找来的一些旧书《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林海雪原》《王若飞在狱中》等等，占有了我无边无际的闲散时光。
　　 其中一些书无头无尾，靠我的联想协助作家完成了属于我自己的版本。我知道还有一本《红楼梦》，但父亲自己偷偷地看。《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今天看来文学价值平平的异域文学作品，让我懵懂触及了以下关键词：人性、革命、青春、爱情、忠诚、远方。尤其是《牛虻》，一个意大利私生子、革命者、地下党人亚瑟·勃尔顿，读书、反抗奥地利、恋爱、泄密、伪装自杀、逃亡、归来、准备起义、被捕、就义……这个脸上有刀疤的热血青年短暂但壮阔的人生，激动着中原小镇少年的心。
　　 在七十年代，在小镇，一个内陆少年的远方，就是偶尔出现的杂技团、戏班子、地质勘探队，就是拉练路过此地的坦克、卡车、士兵以及部队文工团，就是露天电影上的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这些“远方”，短暂、虚幻、一掠而过。《牛虻》中的“远方”则更加遥远而持久。书中革命背景下的爱情，让我遐想自己的琼玛，应该是学校宣传队里那个最俊的跳舞女孩，或者是书店里那个沉默的小姐姐。
　　 我记得《牛虻》中有一幅线描插图：亚瑟半跪着亲吻琼玛的手，窗外，半轮月亮。在狱中，亚瑟给琼玛写诀别信，抄了一首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一部革命主题的小说被我当成爱情小说来读。或许革命的隐秘动力，就是对某个异性强烈的爱，并将这爱推向异性所生存其中的整个时代和世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样被我看成爱情小说，保尔与资本家女儿冬妮娅清新的爱、与政委丽达模糊的爱、与妻子达雅安定的爱，被我看成贯穿这部书的一条线索、一根树枝，其他情节如坐牢、铺设铁路、作战、伤残退役、写作等等，都是这条线索、这根树枝上的叶子和花朵。正是这些书培育了一个少年的幻想能力。它们鼓动我：去走一条曲折的未来之路吧，在这条路上去遇到自己的远方和女子吧，去书写自己的情感和命运吧。开始暗暗激励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写长篇小说，因为漫长人生只能由长篇小说这种充满历史感、体积感的文体才能容纳。高中选择读理科，大学读数学专业。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野外经历丰富的工程师（满身的伤痕和风暴），而不是室内生活单调的语文教师（两耳的蝉鸣和钟声）。但我现实中的职业生涯却是一条平淡的直线：某镇政府，某市政府，某高校，某研究院，四点一线，从中原，到目前的上海。似乎一直在室内生活，身体内积蓄着阴影、暗伤和隐痛。
　　 我曾练习并发表过短篇小说，但始终着迷于言辞的独特意味、困惑于故事的复杂生成。这或许与我缺乏野外经历有关。小说家，尤其是长篇小说家，似乎应该是野生的动物或植物。而我最终在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间，成为一个语言的革命者和逃亡者。“远方”，落实为书房外的那条走廊，一盏灯随着我脚步声的轻重而变幻着节能的光线。“女子”，则如同一盏灯节能的光线，随着笔尖在纸上移动声音的轻重，而变幻。
　　
　　 二、《草叶集》。沃尔特·惠特曼。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学时期最热爱的两本诗集之一。另一本是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选》（最喜欢的是《梦游人谣》，空间的跳跃和语调的音乐性带来无限美感）。正是这两本书，让我开始做诗人的梦。在倦怠地、敷衍地、草率地完成数学专业的各种作业之后，就炙热地、认真地、持续地投入到文学名著阅读之中。图书馆文学书刊借阅部的女教师像女神，迎接着总在逃课的我敬爱的视线。对于未来的职业设计，我把图书管理员作为选项之一。我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却在政府小公务员、高校教师、企业管理者这样一条身份转换的路上越走越胖。
　　 但惠特曼的及时出现、《草叶集》的繁密生长，非常契合于八十年代一个大学生关于未来的种种憧憬、不安、冲动、狂想。我在笔记本上抄写这个美国诗人的句子：“攀登高山，我自己小心地爬上，握持着低桠的细瘦的小枝，行走过长满青草、树叶轻拂着的小径，那里鹌鹑在麦田与树林之间鸣叫，那里蝙蝠在七月的黄昏中飞翔，那里巨大的金甲虫在黑夜中降落，那里溪水从老树根涌出流到草地上去”，“我，惠特曼，一个美国人，一个粗鲁汉，一个世界，纵情声色……饥餐，渴饮，传种接代”……
　　 喜欢这个排字工人、木工、泥水匠、农村教师，他的身份与我的祖父、外祖父们相似。喜欢《草叶集》扉页上黑白照片中他草叶般生长的胡须和头发，我对自己胡茬稀疏而暗生惭愧，只能把头发留长。喜欢他在美国这个新大陆上脱口而出的自我之歌、创造之歌、民族之歌，我的面前也同样隐约浮动着一种新生活、一个新世界。喜欢他在写作的孤寂中虚构一个笔名为自己写评论喝彩的小伎俩，我也对自己练习册上的分行文字充满自负。正是《草叶集》以及随后读到的《桑戈尔诗选》《聂鲁达诗选》的影响，我在众多草拟的笔名之间确定了“汗漫”——一个古老的形容词，开阔、散放、自由之意。
　　 大学毕业不久，我先后在邓州、南阳这两座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诸葛亮写《草庐对》的小城里谋生、沉浮、焦灼。写作、阅读陪伴着我的孤独，也加深我的孤独。九十年代末，相继写出长诗《水之书》《初春之书：祈祷》《漫游书》。这些句子很长的诗一波三折，在当时诗歌界引起些微关注。我也被一些评论家、诗人认出了自己所追随的异国诗人的身影：惠特曼、聂鲁达、桑戈尔。
　　 聂鲁达说：“火车头，我喜欢它，因为它像惠特曼。”我喜欢这三个都像火车头的诗人，他们有着巨大的体积、热量和声带。我追随这些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杂糅于一体的诗人宽广的身影，喜欢他们泥沙俱下的汹涌和不纯粹。我在他们以及之后认识的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策兰等等风格一新的伟大诗人身后，逐渐形成“要及物、要复杂、要开阔”的个人写作准则。诗歌评论家燎原在评论我这一时期的作品时，写道：“结集在他胸中的是以《汉乐府》所象征着的家国式的堂皇、大度与硬朗，以及来自中原大地由稼穑、歌谣所汇聚的地气。这因而养育了他乡间士子式的充沛与浩荡，并以此纵驰在地理与人民组合的大野景色中。”似乎是在写惠特曼、聂鲁达、桑戈尔。但《汉乐府》属于我而不属于他们。
　　 作为一个中原“乡间士子式”的写作者，我在纵向的古典诗歌长河与横向的现代西方诗歌潮流的交汇处，领受这“充沛与浩荡”的恩惠、洗礼和幸福。但不少陌生诗友在当面认识我之后屡屡惊叹：“你怎么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大呵？！”写长句子应该像惠特曼们，像火车头，高大，逶迤，有力。我只能惭愧而低矮地笑着，呵呵，呵呵，像自行车摇响铃铛。进入中年，诗作数量减少、句子变短，热度似乎也在降低，这可能与人生的光线开始转暗有关。顺其自然。什么样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诗篇。怎样写不是问题，怎样生活是一个问题。像土地，在不同季节生长不同的庄稼和虫鸣，这种诚实应该转化为一张纸的品质，让词语的种子“穿过可怕的沉默，穿过千百重死亡言辞的黑暗……穿过这一切，重新展露自己”（策兰）。
　　
　　 三、《里尔克诗选》。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冯至、陈敬容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夏天，在郑州参加“黄河诗会”期间，遇到这本汇集了里尔克各时期代表性作品的书。诗会研讨了蓝蓝、森子、冯杰、扶桑、杜涯和我六位诗人的作品，争议与共识同在，歌声与酒香齐飞。一身酒气，我在花园路新华书店与这本诗集相遇。之前，我已经有了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艺术家画像》等等著作。
　　 二〇〇〇年移居上海所携带的少量书籍中，依然有这本至爱的书。从冯至、陈敬容、卞之琳、李魁贤、绿原、郭良，到林克、刘皓明、张曙光、黄灿然等等，这样漫长的、穿越几十年时光的翻译者阵容，让我感受到了里尔克在汉语中的存在和光荣。布罗茨基说过：“翻译就是对等物、而非替代品的寻觅。它即便不要求心理上的相投，也要求风格上的相投。”这句话，使我在对里尔克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对照阅读中引起共鸣。如，《杜伊诺哀歌》，有李魁贤版本和黄灿然版本，我更喜欢后者。他们的译笔好像呈现出了表情、语调、趣味都差异很大的两个里尔克。
　　 请看其中《第三哀歌》这一段落两个版本的对比——
　　 （一）李魁贤译本：
　　 “我们不像花卉那样，以仅仅一年的时光
　　 来恋爱；倘若我们恋爱，就从双臂间
　　 升起无法记忆的太空的津液，哦，女郎
　　 这些：在我们之间相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未来的存在，
　　 而是无数的逝者；不是单一的孩儿，
　　 而是有如山岳崩陷，在我们的底层/躺卧的父亲们；而是过世的母亲们的
　　 干枯的河床——
　　 ……这些都比你捷足先登，女郎。”
　　 （二）黄灿然译本：
　　 “不，我们不像花朵那样在一年内就能完成
　　 我们的爱；当我们爱
　　 就有一股无法记忆的元气在我们胸前飘流。亲爱的女孩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在内心爱着的并非有一天会出现的人，而是
　　 川流不息的人群；不是单独一个小孩，
　　 而是包括像倒下的群山一般/躺在我们深处的父辈；包括远古母亲们的/枯干的河床——
　　 ……
　　 所有这些，亲爱的，都先于你。”
　　 黄的译本，语调流畅、清新、温和，是一个汉语诗人在与里尔克共同创造。
　　 曼德尔施塔姆说：“我要普希金焕然一新，而不会满足于历史上的普希金。”面对冯至等等翻译界前辈，黄灿然显然也在试图使汉语中的里尔克焕然一新。中国新诗写作，在里尔克这里得到了“如何完成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如何直面存在从而获得现代性”等等重要启示。里尔克关于“孤独与交汇”“寂寞与忍耐”“对峙与融合”“死亡与转化”等等主题的思考和表达，也同样浸渗并回响于“五四”以来中国诗人的境遇、命运和探索。
　　 从二十七岁推出传世短诗《秋日》，到中间写出过渡性、练声性的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到最后用数年时间在五十一岁去世之前完成顶峰之作、绝唱《杜伊诺哀歌》，里尔克，这个童年时代被母亲作为女孩来养育因而内心冲突纠结不息的人，体弱多病而从战场上退进了档案室的人，受年长女性怜爱但一生居无定所的人，从罗丹那里学会以工作的态度对待写作但依旧期望与神灵沟通的人，引导后辈诗人关注渺小、关注内心的人，热爱树木、果实、花朵但却最终被玫瑰伤害的人，他最终完成了自己俄耳甫斯一般的伟大歌手形象。他的嗓音一开始就是秋声，就是哀感强烈的中年吟诵。但我们感受到了他冷静（现代主义）外表下的灼热（浪漫主义）灵魂——唯有如此的冷、热，他的诗篇才能够以强烈的张力打动一代代的我们。感动于里尔克的一个观点：诗人的使命就是成为大地的转换者。
　　 我也希望自己在阅读、写作中，不断拥有这种转换的能力——把树木、果实、花朵、女子、秋声等等事物组成的大地，转换为纸上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