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吴哥窟有不少石狮子，但柬埔寨的石狮子虽然受印度佛教等宗教的影响，却已经与阿育王塔柱上的石狮子有很大差别，也与著名的尼泊尔巴德冈同洋比较写实的石狮不同。于是产生了对比亚洲各国石狮子不同之处的兴趣。中国不产狮子，却一直特别喜欢狮子，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一书考证说：拿破仑并没有说过中国是睡狮的话。只是在1936年才明确有拿破仑说中国“沉睡”的话。而梁启超1899年《清议报》上面写的《动物谈》说：当年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把中国说成是睡狮。但曾纪泽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一次狮子。又有人说：是德国首相俾斯麦数说过：“不要吵醒这个东方的睡狮，要不然的话，它也会吓大家一跳。”但也没有确切的文本记载，倒是自汉朝以后，人们对于石狮子的爱好一直延续至今。
　　 就好比有些植物，被带到不同的地方，会结出不完全相同的果实。石狮子不仅在中国有了变化，一旦经由中国、朝鲜，传到了日本，就不仅形状有了变化，连名称也变成了“狛犬（komainu）”，这大概是它与看门犬有某些共同点的缘故吧。在我看来脑袋与身子有点比例失调的“狛犬”曾经被写成汉字的“胡麻犬”、“高丽犬”，所以，其来历还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中国的石狮子，还是日本的“狛犬”，很多也还配有一个须弥山的底座，都说明它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流转到了各地，并表现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阿育王塔柱上把石狮子置于顶端，强调的是发出振聋发聩的“狮子吼”，以及慑服外道的“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自信，中国的石狮子与此不同，还增加了幼狮和绣球。曾经有两位书生对门前的石狮子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位说雄狮脚下踩著的是乾坤球，意味着男子汉要有扭转乾坤之力，而母狮子则正在把幼狮推下山谷，因为狮子不养爬不上来的幼狮。另一位不同意，说：雄狮脚下，只不过是抢到了母狮抛出的绣球而已，母狮不惜把幼狮推下山谷，是因为它是其他妻室所生。不管两者着眼点有高下之别，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企望。
　　 《汉书•西域传》就提到了“桃拔、师子”。“桃拔”在以后的记载中都被写作了“符拔”、“扶拔”，“桃”很可能是“扶”的讹误，所以后汉、三国之人都不说“桃拔”了。颜师古注解说：“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现在有人把“符拔”这个外来语解释为羊驼。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异事》说：“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首有一角。”他以为是天禄。因为南阳有汉代《宗资碑》旁有角鬣的两个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与交趾所献异兽相类。但六朝镇墓的天禄、辟邪却未必都有角，于是，神话传说中的东西就被相互结合在了一起，加之古代西亚“翼狮”造型的影响，石狮子也被加了翅膀，于是，就不知道确切该称天禄、辟邪，还是貔貅什么的了。因为貔貅本也没有角，《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貔貅当无翅膀，与现在意淫发材的“貔貅”不是一回事。徐珂的《清稗类钞》说：“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辽东人谓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懒得实地考证，总之他也还是没有说清楚。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时候，就容易想到借助虚幻的力量。于是，有的时候狮子、麒麟、辟邪、天禄、貔貅的造型就不易区分了。
　　 程张的《元代石狮趣谈》一文说：“唐朝京城的居民多居住于坊中，这是一种由政府划定的有围墙、有坊门便于防火防盗的住宅区，其坊门多制成牌楼式，上面写着坊名字。在每根坊柱的柱脚上都夹放著一对大石块，以防风抗震。工匠们在大石块上雕刻出狮子、麒麟、海兽等动物，既美观又取其纳福招瑞吉祥寓意，这是用石狮子等瑞兽来护卫大门的雏形。”元代的《析津志辑佚.风俗》记载：“都中显宦硕税之家，解库门首，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座，或以白石，民亦如上放顿。”作为强者的“显宦硕税之家”，需要挑战更强者，要么向弱者显示其威势，以便更极端地奴役他们，而作为弱者的小民，也不会甘心于遭受到的不公，于是，石狮子作为建筑的装饰，由宋元开始在民间进一步普及开了。人们向往摆脱豺狼般的成群结队，要像独行的狮子那样掌握自家的命运，谁都想将乾坤球扭转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宋元明清，乃至民国，中国这头睡狮，就被他们折腾的只能无精打采地沉睡了，偶尔被惊醒以后兴奋了一阵，回顾四周，觉得还是无望，于是又沉睡了，只有门前的石狮子守望着令人沮丧的门户。
　　 梁启超即便是杜撰了一个“睡狮论”，却正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对于改造国民性，从而唤醒中国这头睡狮的热望，是何等的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