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清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著有《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国藩的思想可以从《曾文正公全集》了解。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位近代历史人物，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他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却很高，这是因为曾国藩不仅治国严谨，治家也严格。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可以说，曾国藩一生的道德学问，以及为人处世之法，全在家书之中。且家书诚恳真挚，可读性非常强。
　　 我们都熟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之所以把修身放在第一位，说明修身是一个人能否成大事的第一要素，而要修身首先要先立志，立志是成才的一个重要因素。曾国藩劝诫弟弟们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同时还需要具备坚强的意志，要求他们从自身长处、缺点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制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不能以一时的得失来定成败，这样就会显得志向太小，一些小的得失都不足畏惧，怕的是学业不精，从而导致格局眼界不够开阔，心中的器量也就不大。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苛刻。他曾说过：立志猛进，宜居家时苦学。即使在政事繁劳、军务紧张之际，他也坚持每天看书。不管是吃饭还是上厕所都会捧着一本书，在他看来，不是必须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的场合才能学习。他认为如果自己真的确立了目标，只要想学，就算是旷野的地方、热闹的场所都是很好的读书场所，但是如果表面上说有志向，实际上自己内心不想学，即使给你个清静的地方也不能让你静下心来读书，这就要看自己定的目标是不是真的了。
　　 “立志有恒，须戒傲惰二字”，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常说自己有缺少恒心的毛病，在官场容易被他人的言语所蒙蔽，容易骄傲、懒惰，失去本心。他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为了改正自己的毛病，他虚心向友人倭艮峰学习，名师益友，不断督促着他。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之族，逐名逐利，相对而言，曾国藩是很清醒的。他对清政府的积弊认识清楚，对富国强兵也积极付诸行动，他不同于那些追名逐利的官吏，他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独创一套家教理论和方法。他强调持家教子，修身立志，对长辈悉心问候，对同辈劝诫勉励，对子孙严格鞭策，不厌其烦，而且注重以身垂范。其严谨的家风使得家族后裔人才辈出，在学术、科技、文化等领域很有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文化，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代表。
　　 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
　　 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曾国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率领湘军，经过10余年的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被清廷称为“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洋务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把“诚”的道德范畴，泛用于与洋人的交涉之中，又多了一顶媚外的帽子；他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他一宗宋儒，有极深的理学修养功夫，在学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