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写母亲的文章很多，在我上初中时，印象最深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写的《我的母亲》写得朴实感人，一个勤劳朴素、通情达理，为了家庭和儿女心甘情愿奉献的伟大母亲跃然在眼前。
　　 在我印象里，好像天下的母亲都是一个样，勤劳节俭、奉献一生，到临终前，还想着自己每个儿女是否都过得幸福。
　　 我的母亲今年八十二岁了，望着她那稀疏的白发和已经很驼的身影，心里早萌生出写写我母亲的念头，以此思念我的母亲，慰藉我的心灵。
　　 今年又逢母亲节，这天下午，我回家，看到老婆很高兴的样子，一见到我就说，“今天母亲节，儿子给我买面膜了，好幸福吆”。我也赶快说，“儿子长大了，知道疼妈了，祝贺节日快乐！”说这些话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刚送回老家的老母亲、老父亲。在母亲节，作为儿子的我竟然都没有打个电话，更别说送什么礼物了。心里一阵酸楚，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写我的老母亲，来慰藉我这个似乎不大有孝心的儿子。
　　 我的母亲，虽说已经八十多了，但头脑基本还清晰，每当我们回去看她后，临走时，她都眼圈发红，但强忍不让泪流出，嘴里直说，“我能自己照顾自己，放心走吧！不要常回来把工作误了。”每当此时，我眼泪就忍不住脱框而出……
　　 由于工作忙，虽说我们兄妹六个，但都在外地，为了生计，只有二姐的家离母亲近点，农闲时照顾多点。平时没有一个常年在母亲身边照顾尽孝。都是逢年过节才回去看看老母亲，苦于时间太短，只能在他老人家身边呆两三天又要启程离开了。每当此时，常常内疚自责，盼望自己早点退休，好真正地回去呆在她老人家身边，亲自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
　　 我母亲生在旧社会，六岁时，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常听她说那会儿，她已经记得事了，只是不懂得怎么自己突然就不见妈妈了。外婆去世的一段时间，她成了没妈的孩子，整天在窑背上哭着找妈妈。村里人见了就说，你妈走了，你再也找不到了。我母亲就理解为是我外婆出门了，天天在窑背上、硷畔上等我外婆回家。可以说，我母亲的童年是一个没有母爱没有人疼的心酸童年。父母那些年代，农村人结婚早，我母亲12岁就嫁给了我父亲。说来我父亲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八岁时我爷爷就过世了。两个都是苦命的孩子，就这样组成了一个苦难的家庭。我奶奶一个带着两个还是孩子的父母亲日出日落，为生活奔忙……
　　 在我记忆里，影响最深的是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常常是天不亮就上工，星星都满天了才收工回家。生产队抓得紧，每年腊月29才停工，正月初三就开始上工，正月的活主要是从各家掏大粪，为生产队积粪。
　　 那个年代，冬天常搞农田基建，有一个口号，“农田基建大会战，三天任务两天完”。记得那时，我上小学，每当冬天公社就搞农田基建大会战，大会战就是一个公社的劳力都集中在一个需要搞农田基建的村，每个村都有一杆红旗插在哪里，村村竞赛，看哪个村任务提前完成，常是半月的任务一周就要完成，那时人思想都很积极，生怕自己落后给自己村抹黑。
　　 农田基建任务按村划分，村里再划分到每个人。记得常听我母亲说，村里为了赶任务挣光抢功，队长常给她几个干活踏实的分的多，干活慢的，偷懒的，再加上队长、支书、会计老婆都分的少。没有办法，虽说那时社会主义干劲热火朝天，但不公平的事常常存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我妈人忠厚本分又不善言谈，队长分多少就弄多少，即使心里苦，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我老家在陕北延安，冬天干冷干冷，冻土层有近一米厚，农田基建必须挖开冻土层后，才能出土平整梯田。常记得每到冬天大会战结束后，我妈回来，满手都是血泡和冻裂伤口，家里又没有冻疮膏什么的，记得母亲常把麻丝缠在裂口上几层，说是把裂口捂死才会不疼。我看在眼里，常感到心疼无奈。
　　 在生产队那时，每次家里磨面，鸡叫头遍就得起床到饲养室拉牲口，一方面去得迟了就没有牲口了，再则要赶在队里早上上工前，把面磨完。在我们农村里，人们习惯把男人叫“外前人”，把女人叫“屋里人”。凡是做饭、磨面这些事一般都是“屋里人”干。记得我妈起的很早，挂着马灯磨面，面都磨了一大半了，天还没有亮。常记得小毛驴拉磨费劲，我妈帮忙推磨干，一会儿推磨干，一会儿萝面。多少年过去了，我妈磨面的情景还经常在我的梦里出现。
　　 到了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了，分田到户。耕地下种收割更是家家大人小孩一起上。我上初一时就学会了耕地。最难忘的是农历4月里，麦子熟了的时候，家家下田收麦子。这是一年最关键紧张的时候，一年的收成全在这几天。农村里人把收割麦子叫“龙口里夺食”不抓紧抢收回来，一场冰雹全年的血汗白费了。哪时我已经上初中，收麦子季节，学校还没有放暑假，赶到星期天回家就和父母一块收麦。我母亲常一个人在麦田里先开行，我们妹跟着在后面收割，我父亲主要是把收割的麦子捆好运回麦场。我母亲是个急性子，遇到收麦子这个关紧口，硬是一块麦子收割不完，累死累活不休息，我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看到母亲不歇不停，我心疼母亲也硬撑着，我知道母亲比我更累。记得有一年，麦子没有收完，母亲终于撑不住累到了，躺在路边，脸色煞白，呕吐不停。父亲把母亲用架子车拉回家，在家里躺了两天，一天只能喝点稀饭。听说麦子还没有收割完，第三天硬挣着又到了地里。一场麦子收完，人整个瘦了一圈，眼眶又黑又深……现在回想起当年收割麦子的事，还记得老母亲哪脸色煞白、呕吐的情景。
　　 有一件事我记忆尤深，就是我母亲为我叫魂。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下午砍柴火，不小心一脚踩空跌下了悬崖，悬崖大约有20多米深，我当时跌下去只听到耳边风呼呼响，一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父亲那天正好不在家，等我醒来时，我已经趴在了母亲的背上。我母亲正吃力地把我从山沟里往上背。我母亲见我醒来了哭着，也哭着说：“娃、你真命大，幸亏山底是个软土斜坡，回家后，妈给你烧叫魂馍一吃，再叫叫魂就没事了”。我当时十二岁了，身体很沉，记得我妈把我背回家全身都湿透了。回家后第二天，母亲就捏了叫魂馍，在灶炕里用柴火热灰烧熟，绑上红线，拿上到我跌崖的地方转一圈，嘴里念叨着娃回家娃回家，等到我家门口，我奶奶就说回来了回来了。这样才算把我的跌落的魂叫了回来。我记得叫魂馍是白面做的，很好吃，平时根本吃不到白面，当时还庆幸自己跌落悬崖，否则还吃不到白面做的叫魂馍。
　　 一晃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可是老母亲已经老了，腰驼的很厉害了，都是当年弯腰收割麦子和背庄稼让脊柱变形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只有在耳旁大声喊才能听点。这几年一直说耳朵响得厉害听不见，看电视只能看到人张嘴动，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到医院看了两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前年我和二姐带上到西安一家叫“海之声”陪耳机机构看了次，大夫说一个耳朵配一个要3千元，两个要6千元。一般要戴两个，老母亲听说这么多钱，说太贵了。可能也是基于钱的问题，我和二姐当时也没有硬坚持配两个。最后也是只配了一个耳机。可是没有戴几个月，母亲就不戴了，说一点也不顶事。不知道是耳机的真假问题还是没有两个耳朵都配戴。就这样，老母亲一直还是听不见。每次见了我都说耳朵隆隆隆响个不停。我想可能是老年性神经耳聋，怕是看不好了。这两年就这样拖着，我心里想起就内疚。
　　 去年冬天接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到夏天了，说老家凉点，叨叨着要回家，在城里寂寞，回去还能和左邻右舍乡亲们拉家常，说他们两个还能自理，在老父母一致的坚持下，又送回老家了。我知道实际上是怕拖累我们，知道我们上班忙，还得照顾他们，是替儿女着想。临走时，我说有什么事及时给我电话，身体不舒服别忍着。在老母亲一声声哦、哦中，我和老母亲又分别了，老母亲眼眶湿润了，我的眼眶也红了……
　　 最后，还是以一首《老母亲》的诗结束吧
　　 《老母亲》
　　 我长大了
　　 您却老了
　　 耳朵聋了
　　 腰弯了
　　 就像村口的老槐树
　　 满身伤痕
　　 却依然不倒
　　 蹒跚的脚步
　　 摇摆着生命的最后岁月
　　 一年难得几次见面
　　 分别多于相聚
　　 分别时
　　 难忘那一滴滴浊泪在眼眶打转
　　 那一声声叮咛仍响在耳边
　　 梦里常出现
　　 门前、村口、老槐树
　　 和您那瞭望的身影
　　 风中是你那稀疏的白发
　　 灯下是您那沧桑的面容
　　 瞳仁里永远驻留着儿女
　　 生命里永远只是付出
　　 岁月挛缩了茧手
　　 艰辛刻满了额头
　　 日头压弯了脊梁
　　 期盼浑浊了眼睛
　　 人常说
　　 人到老年
　　 就是风中的一盏灯
　　 说灭就灭
　　 我只能祈求风小点再小点
　　 我愿用我的生命为您遮风挡雨
　　 但愿您那盏风中的灯
　　 多亮一会
　　 晚点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