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春天，我满18岁才几个月。大小队干部往家里跑了好几次，目的是动员父母同意让我担任小队会计。父亲在1965年社教运动前曾担任过副队长，在社教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受过整，一直都心有余悸。
　　 经不住两级干部的反复动员、说服，最终还是同意。我呢，未置可否，当不当都无所谓。
　　 上一任会计大我8岁，已经干了8年。交接手续很简单，老会计给了我一本小册子，算是财务会计制度（不是正式出版物）。同时辅导我记了几笔账，我就算正式接手小队会计。
　　 虽然是一项新工作，可我并未感到压力。平时爱看书，接受新事物快是我从小以来的特点。
　　 当时农村实行的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记工分，年底决算分配的制度。
　　 经过一、两个月的记账实践，很快掌握了日常业务的会计处理。农村会计实行的是：以现金、实物为主体的收付单式记账法。每发生一笔经济业务，要在现金、实物账和相对应的分类账同时进行登记。
　　 当会计就必然要用珠算，我便捡起了小学4年级学过的加、减、乘法。只是除法还一时不会。一次去供销社买化肥，在图书柜台看到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其中有关于珠算“减代除”的介绍，便买下了。我回到家，吃完饭，上工铃声尚未响起，就利用这段时间，照书练习，不大工夫就会了，此后一直使用了几十年。
　　 全小队280多口人，六、七十户家庭，夏季分粮，排队按家依次分到户。我先测量好麦堆体积，折算成重量及人均应分数量。每户先称口袋重量，装好麦子再称毛重，然后计算出退补重量，得几次称重。我组织好保管员、装粮食人员等几个人紧密配合，有条不紊。一晌时间（大概3-4小时）全队各户可分到两轮粮食，效率相当地高。
　　 有次，正在分粮，一位女社员娘家父亲帮女儿家分粮，看了我们整个操作过程，深有感慨地说：“我旧社会就做生意，算了大半辈子账，还未见过左手打算盘，速度竟如此快速！”
　　 上任会计两个月后的5月份，公社通知举办两级会计业务培训班。隔壁二哥见我说：“听说培训后还要考试，你不怕吗？”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人家给我培训，我只接受培训，领会培训内容还能有啥困难！”
　　 事实上，在培训班结业考试中，我取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绩。经过培训班系统学习，我基本上系统地掌握了农村会计核算过程，工作能力有了更进一步提高。
　　 担任会计，配合我工作的出纳员是小我一岁的女孩，当初好多大人都替我们担心，怕我们搞不好会影响到全队人的经济利益。
　　 每发生一项经济业务，我们都认真反复计算，做到分文不差、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款相符。有时和出纳对过账后，隔两天她又提出问题，我就与她一起，共同重新算账，再次核对，直到她完全放心、满意。这种现象只是在上任不长时间出现过几次，随着业务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后出现的次数就极少了。
　　 上任初期，几次发生账簿结转不平，检查了好几天也发现不了问题，我就采用“正查法”，即由原始凭证到记账凭证，由记账凭证到账薄、报表，不厌其烦，反复查找。直查得眼花缭乱，头昏脑胀，不查清原因决不罢休。
　　 受过了几次挫折，慢慢地有了经验，出错率就低了，即便有错也能很快发现问题。会计工作，查找错误也是一门学问。
　　 开始生产队没有办公桌，会计资料就放在一只纸箱里，不料被家里新买的小猪把记账凭证咬得乱七八糟。经过检查，虽然碎了，但碎片都在，只好花时间下功夫，一张一张地拼对完整、黏贴完好。
　　 农村会计不是专业会计，有业务时办业务；没业务时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除干好会计业务外，生产队一些采买等与经济有关的事项都是会计的份内事。
　　 夏季交公粮，秋季卖棉花，到供销社和县上买化肥等大都是我主办或牵头去办。
　　 春季，牲畜没草吃，要在外村（地）买麦草，我和赶马车的社员一起去过称、付款，一车一车地买回。
　　 群众春季粮食接济不上，在塬下灌区统一借粮。一大早，我骑上自行车，带着算盘，提前赶去。通知借出粮食村群众提前集中粮食，过好秤。马车一来，装上车就走，以便及早运回。
　　 队长是位一字不识的文盲，每次报销凭证，我都如实汇报，他认为真实合理就盖上私章。他在任期间，我们未发生一次口角或互不信任的现象。
　　 年终决算是对会计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和考验，包括工作能力、平时基础工作的准备情况等方面。
　　 往年决算，要抽4-5人帮忙算账，时间也多在两个月以上，甚至还有专门生火盆的。
　　 因为我平时账务都做到日清月结，资料积累完善，第一年决算就我一个人，只用一个月就决算完毕。期间眼睛长时间盯着数字不停计算、记账，以致出现眼睛干涩、乏困。这时我就利用休息时间看看书，缓解疲劳。《马克思传》正是在此时阅读的。
　　 决算结果公布后，群众纷纷围观。凡有不明白的问题，尽管提出，我都耐心解答，以至人人口服心服，取得全体社员满意为止。
　　 通过一年会计实践，我的钢笔字书写也有了显著改善。最感觉明显的是账本后边字比前边写得好！
　　 1974年春季，当地农业银行营业所主任老吴同志到我们村检查会计工作，（农行对农村会计有监督之责）看了我的账簿后，激动地说：“农村会计就是要让年轻人干，这个队的会计工作在我们管辖的两个公社是最好的！”
　　 我们大队书记也经常在大会上表扬和肯定我的工作，其实我倒不觉得有啥特别的卖力或费劲。多年后我才慢慢认识到，这是因为从小父母对我及自己本身要求较严的原因。
　　 也是在1974年3月底，县上举行部分乡镇两级会计业务培训班，共300余人参加。我担任会计已经整一年，思想上感到非常轻松。一次大会讲课，老师正讲着，问全体学员90斤中级小麦，单价0.138元，谁能算算是多少钱？
　　 我当时尚未取出算盘，过了十秒钟，没一人报出数字。我一下子从书包里抽出算盘，右手拿算盘，左手三脂合拢，在算盘梁上一划拉，栽上“9”，三九二十七、八九七十二、一九得九，第一个大声报出：“12.42元。”
　　 全场会计人员的目光齐刷刷地射了过来。挨着我坐的农行职工老郝忙问：“你怎么算的迟，反而得数出来早？”我小声地对他说：“我只栽被乘数，乘数记在心啦。”
　　 学习期间，每次业务测验，我都第一个交卷，分数没低过前3名。从中我体会到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担任会计的头一年，和几名社员（其中有我的父亲）到毗邻县一家油坊兑换食用油，我负责联系算账。油坊会计50多岁，算账不慌不忙，业务很熟练，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不由得称赞说：“老同志挺麻利的！”谁知他竟高傲地说：“哪来那么多闲话，没本事能坐在这儿算账！”
　　 我本想反驳几句，可我父亲偏偏在场，我只好尴尬地啥也没说，但心中怨愤一直压抑了几十年。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既没在父亲面前说起过，也未找过哪位老同志，（可能他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一场景一直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随着业务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在会计人员中的威信也相应提高。本大队一初任会计，不能独立处理日常业务，请我协助。我抽时间，几次到他家里帮忙辅导，直至弄懂、弄通。
　　 还有一会计公社开会途中意外身亡，大队派我前去结清原会计账目，辅导新任会计全面地掌握有关业务，达到了独立胜任工作。
　　 队上调整自留地也是我的任务。一般来说，正方形、长方形地块都好划分，但梯形地块划分就不好算了。人人都知道梯形面积计算公式：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但是只知一底边尺寸，划定一定面积土地，根本就不知道另一处在何处丈量，就成了难题。经过反复研究，我摸索出一种较为接近实际、又简便易行的办法，非常实用。
　　 1975年冬，公社为改变当地长期干旱、水源短缺的困局，决定在境内赵氏河上修建一座水库。各大队都大上劳力。我也被抽调去了水库工地。
　　 我到了工地后，连指挥部（大队一级称连）分派我担任考勤员，每天对全连所有人员出勤情况进行现场登记，据以作为年终分配依据。
　　 活不重，早、中、晚到各施工现场核实出勤情况。问题是工地不在一处，分布在沟道里各个角落，就需要一天几次奔波在沟道与塬上之间。当然对一个小伙子来说，算不了什么，勤快一些就行。
　　 可是好景不长，开工没几天，连部唯一的一名技术员，因老婆有病，请假回家，一去不归。他刚一走，连长让我代替其工作，我没说二话，就兼职干了起来。谁知一兼就兼了3个多月，也没因兼职多记工分。我从没对领导说过一句抱怨话，这个兼职直到春节前放假。
　　 每天不分早晚，沟上沟下，跑个不停。大坝上土，昼夜不停工，取土处开挖之前先丈量记录，干完活再丈量计算实际取土量。
　　 坝面上土时，各排装满土的架子车一排排地停在旁边等待上土，急得近乎发疯！谁先上土，并且上得快，就可少出许多力气，上土快的一方必然会在两侧形成斜面，实际上就减少了运土量，如果两侧都上得快，夹在中间的一方就增加了土方量，干得再快也跑不到前边。
　　 全连劳力都在跃跃欲试，我就得尽快算出坝面总宽度，用总劳力平均，按各排实际人数算出应分配任务。我站在中间，手拿算盘，依据丈量人员报出的数据，不慌不忙，快速算出结果。慢了后边人就会提意见，这对我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工地生活是繁忙的，也是快乐的，到处都能听到广播喇叭声与劳动的热烈场面。有次休息，播音室找我，让我给大家来一段口琴独奏，以活跃气氛，我欣然应允，吹奏了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一曲《颂歌献给毛主席》，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工地也召开大批判会。一名社员把冻土块垫在了坝面，被指挥部发现了，认为属于破坏行为，要在全营大会上进行批判教育。连部要我代表发言，可是会都开始了，我还忙得没有准备发言稿，于是就让大会主持把我安排在后边。前边的发言批判，我在下边写发言稿，最后上台完成了发言任务。
　　 紧张、繁忙、愉快的几年会计工作，转眼间就过去了，但我没有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以积极的生活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扎实的工作技能，为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