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浙江台州“民警偷拍上司通奸”事件有了新进展。昨天上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宣传部发布消息，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祥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日，台州临海市公安局发布通报，原民警池文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当地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5月22日《北京青年报》）
　　
　　 偷拍者和被偷拍者相继被绳之以法，也让网友炸开了锅。
　　
　　 有网友为民警池某叫屈，认为池某“行侠仗义、替天行道，挑落了贪官，为老百姓除了害”。甚至认为池某被拘留，无非是因为举报领导嘛，明里暗里都带有 “打击报复”的嫌疑，压根就不该受到惩处。
　　
　　 到底池某是替天行道、举报他人导致“引火烧身“，抑或遭遇了不公正的打击报复？还是池某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涉嫌违法？其实，这涉及到的是监督的标准问题。以上网友的观点，说白了就是将监督纳入了“私力救济”的范畴，并且夸大了这种“私力救济”的正当性，忽略了“法律救济”的价值和效果。
　　
　　 私力救济在当下的反腐浪潮中一度被普遍使用，但其本身就或多或少带有不理性、粗暴性和非法性，一定程度上也践踏了法律的权威性。法律是社会道德底线，是为了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而设立的规范。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任凭个人好恶和不满 “搞事”，谁又能控制其行为泛滥的程度？搞不好个体行为就会肆意妄为，导致整个社会混乱不堪。
　　
　　 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案件基本事实。从台州警方的通报不难看出，池某在偷拍上司通奸前，就有“犯罪前科”。早在2015年池某就开始从网上购买多套定位器和密拍设备，对池某、潘某、胡某等10余人频繁进行定位跟踪和偷拍，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行踪轨迹、住宿信息、车辆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1000余条。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十余人进行跟踪偷拍，这很难同公民对官员的监督扯上关系。而且池某涉嫌犯罪的对象不但不是自己上司，而且与他的举报也没有一根毛关系。
　　
　　 其实，不管池某作为民警使用技术手段跟踪偷拍上司周局长，还是以普通公民身份跟踪偷拍潘某、胡某等10余人，也不管池某是为了发泄对其上司的不满而“搞事”，还是为了反腐倡廉而需要掌握周局长违纪违法证据，单就其利用定位器和密拍设备跟踪并偷拍他人这一行为而言，肯定已经涉嫌违法，本质上就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
　　
　　 所以，以上网友的观点无论在事实逻辑还是法理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对权力的监督是一个良好的动机，但是动机的正当并不意味着手段的正当，更不能因为正当的动机就可以不问是非、不择手段。《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禁止侵犯法人隐私，跟踪偷拍的行为已是处在法律的边缘。《刑法》明确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要承担刑法的后果。当一个行为在法律上都难以立足，那么也就无法评判其正当性。
　　
　　 可能公众担忧的是，在强大的权力面前，如果不采取一点“非常手段”，怎么能保证监督想要的效果。当然，来就处于优势地位的腐败官员对抗普通公民的监督确实手法多多，监督一定程度上或许需要“私力救济”。其实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视的监督，那就是“法律救济”。“私力救济”的监督不是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唯一手段。而利用技术手段跟踪偷拍的监督效果来证明“非常手段”的正当性，就更加为法律所不容。
　　
　　 监督的目的在于匡扶正义，既然以正义为名就更应当经得起法律和事实的检验。法治健全的社会，高高在上官员不能凌驾于法律，身为监督者的公民也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合法永远是法治社会最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