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代人名字中，名字和性格与绰号总是相连的。比如说，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中的人物“张飞”是一员猛将，做事与打仗总是冒失的很，所以，在军营中人们送他一绰号“张三冒”。
　　 在近代“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又红又专的家庭，把自己儿女武装成革命小将，取其名曰：李文革，王文革，刘文革，用名字追寻“文化大革命”的步伐。
　　 在人民公社时代，“供销合作社”骄横一时。在“供销合作社”中，张主任，李主任，王主任应运而生。在国人五十至七十年代，物质匮乏的岁月，谁家的女人生孩子坐月子，都想托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买几斤红糖，给女人饮茶活血化瘀增加些营养，可是，这些商品物质是掏钱买不来的。
　　 泌阳县沙河店供销社，有一姓崔的供销社主任，沾亲带故亲戚朋友都想托他买二斤点灯的“煤油”，“红糖”和“火柴”。崔主任看到站在身边的来者，气就不打一出来，苦瓜的老脸没有一点笑容。而是把黝黑的老脸拉的很长，陡的像老阴天似的说：这年月谁给你开后门的权利？“供销社”是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以权谋私是违法行为。就这样找他买些紧俏的小商品“崔主人”又给你上纲上线，久而久之，亲戚朋友气的无奈便给他起一绰号“老阴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高级社”，“初级社”，“人民公社”是红及一时的年代。在岁月的枷锁加压下，云梦山下的黎民百姓，绰号横生。由于这个年代老百姓饥饿食不果腹，众黎民百姓挖野菜，剥树皮，到河岸捡拾“鸿雁屎”捣碎搅拌做菜馍冲饥。读小学的张三妮把菜馍拿到学校炫耀。于是，大同学给他起一绰号“大菜馍”叫喊至今。
　　 有一母亲生了五个男孩，由于缺少粮食活命，在这个年代不要说细粮“大米”，“白面”就连五谷杂粮也不能糊口。这个五个孩子的母亲徒步到山里，挖山药，采野菜，为孩子充饥，在一次去山里挖野菜中跌落在山谷，摔坏了“锁骨”，幸被好心人救了性命。
　　 连日来五个孩子的母亲把儿子送人的心病聚起，她给孩他爹商量好了，把四儿子送给了一远门亲戚抚养。孩子送人之后，孩子的养父为了感恩，送给孩子的亲生父母一白布袋，发霉的红薯干子。月余这位母亲思儿心切，又把儿子抱了回来，从此发霉的红薯干子，换儿子的笑谈不胫而走。村子里人都叫这一男孩“红薯干”为绰号，叫喊至今。
　　 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土匪横生，老百姓天天跑反，民不聊生。绰号“崔二蛋”在泌阳的下牌寺，西北角的“角子山”盘踞，祸害百姓。烧杀抢劫这里的黎民百姓，就连孩子的哭闹，提起绰号“崔二蛋”来了，哭的哇哇叫的孩子就不哭了，可见土匪“崔二蛋”的绰号很是渗人。
　　 解放后这里的运动频繁，田地荒芜五谷不收，云梦山四野山民饥饿难耐。这里有一村庄郭姓儿女居多，郭氏的祖辈上几代人因土匪抢劫绑票穷了一代又一代人。至郭氏的这代人，又赶上国人吃“大食堂”儿孙又是不能填饱肚子。于是，祖辈给他们的儿孙起的名字都带有“粮”字，已示粮食的珍贵，和无粮几代人的饥苦。
　　 于是，郭氏祖上给他的儿女们起的名字还是蛮有意义的，大儿子——郭万粮，二儿子——郭满粮，三儿子——郭存粮，四儿子——郭全粮。无粮民不安，这就是郭氏名字意义的存在，和几代人不在挨饿的厚望寄托在儿孙的名字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泌阳县下牌寺乡的“计划生育”抓得非常紧，黎民百姓为生孩子东躲西藏。铺天盖地的红布白字标语到处悬挂，口号喊的震天响，诸如，“引下来，留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当有些违犯计划生育生下孩子之后，村官说：上面有政策，超生的孩子不分给土地，欲饿死超生的孩子。
　　 于是，村子里，超生的孩子都叫——黑孩。满村子里黑孩横起，“张黑孩”“李黑孩”的绰号都叫喊起来……
　　 人的名字与绰号与时代是相关联的，细心的品味社会底层的这些名字与绰号，也是有耐人寻味的一面。
　　
　　 20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