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和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都有马周的传奇故事。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除了既不是来自功臣豪门，也不是来自科举考试的“一介草茅”，他还有让李世民“我暂不见周即思之”的本事。
　　 贞观初年社会不稳定，他代武夫常何向李世民所陈时政利害，内容除了保证皇帝安全的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宿卫大小交，就是纳居人税搜刮敏财。李世民当然喜欢。后来李世民征高丽回来，他又让太子“遣所留贵嫔承恩宠者迓于行在，太宗喜悦,高宗曰:‘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东辄窥我。锡赉甚厚。”这个山东人摸透了李世民的心理。
　　 《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曾对魏征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可是，贞观十一年，当了侍御史马周就上书说：“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值百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也。”穷的时候百姓不怨，一旦有点富了，百姓反而怨声四起。随着国力日强，李世民开始“不复念”百姓，而且“多营不急”，百姓创造的社会财富，被他视作了帝王之欲膨胀的本钱。而百姓的支持率，也从来都不是一定与社会财富的积累成正比的，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百姓当然不乐见被少数人独享。魏征当时回答：“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但百姓之欲与“以人乐己”的帝王之欲，总是难以调和的，尤其是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这种矛盾就越来越变得尖锐了。马周指出了短期行为的祸害性，“自夏、殷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余人心。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所以他指出：“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失掉了人心，帝王之欲是很容易破灭的，这也是李世民最为顾忌的。
　　 马周临终，亲手将上书的稿件烧掉了，说：“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这句话也告诉人们，鲜为人知的“君之过”一定还有不少，此时已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前一年，当年魏征曾把给皇帝提的建议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魏征死后，唐太宗不仅解除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还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这不能不说是前车之鉴，也是马周乖巧的表现之一。
　　 马周的乖巧还表现在他劝说李世民装孝。以孝治国的帝王之家，孝道常常是最成问题的，李世民还为自己修建了去京三百余里的九成宫用于避暑，可是太上皇的宫殿不仅在城外而且卑小，世民去避暑了，“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孝子的“夕视膳而晨昏起居”又如何解决？所以马周“愿营筑稚堞”为太上皇“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在用人问题上，李世民不仅曾想让皇子二十一人任州刺史，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这样岂不是要国无宁日，所以他必须反对。此外“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地方上不可避免地由“武夫勋人”外行管内行，京官不称职了，下放到地方上，重要的边远地方有德行的就少之又少了。这是难以改变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接下来他又提到无他长处的王长通、白明达等人本来是“乐工舆早杂类”；“韦槃提、斛斯正，则更无他才，独解调马。”他没有讲这些人有害于治国，而只强调这些人与士大夫为伍，有失国家的体面。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不同意马周自认为自己之才，不异于同样来自民间的商朝傅说、周朝姜太公。他说：“然（马）周才不逮傅说，吕望。”这位自学成才，徒步二千里来到京城谋发展的马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跡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他虽然是个乖巧的人物，但建树与傅说，吕望确实是无法比拟的，不宜给予过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