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盛，很大程度上出于几代皇帝的倡导。天宝十三年，唐玄宗在对应试举人进行殿试的时候，“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从此科举考试有了考诗赋这一项内容。当时登科者三人，杨綰为第一名，他的诗一定不错。奇怪的是，连杨贵妃也在《全唐诗》中佔有一席之地，杨綰却没有留下一首诗。
　　 杨綰批评科举考试：“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认为应试考试不利于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格律严谨的诗歌，不仅限制了思想性的表达，实际上也成了“不思实行，皆徇空名”的工具。他的看法也得到了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多位大臣的赞同。贾至还上奏说：“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夫以蜗引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真正有远大志向的人，怎么会上这个当？
　　 安贫乐道的杨綰因为见老母没什么好吃的，在亲友的劝说下，才走上了举进士的出仕之路，这也是读书人养家餬口的手段。仅仅餬口而已，用不着看人脸色，所以权臣元载当道，公卿多附之，杨綰能够孤立中道，清贞自守。当了中书舍人，本来可以独佔五分之四好处的“公廨杂料”他也和大家平分了。杨綰因为内心充实而淡泊名利、廉贞俭朴，虽然一生没有留下什么高妙的诗文和了不起的政绩，却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令人不得不敬畏的丰碑。
　　 唐代宗李豫总算找到了正确的人选，当杨綰被任命为相时，不仅朝野相贺，还出现了一幕有趣的现象，富于家财的御史中丞崔宽，见杨綰为相了，当天就拆毁了别墅里当时第一的池馆台榭；京兆尹黎干出门前呼后拥者上百人，即日起也减损到了十分之一；就是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中书令郭子仪，也立即减散五分之四的乐人。“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这就是道德的榜样作用，谁愿意做反面教材呢？所以不仅像诗歌那样，因为统治者的倡导而可以兴盛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整个社会都提倡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权势、金钱的力量，那么，社会风气自然就会为之一变，可惜年迈的杨綰只为相三个月，就退出了政坛，唐朝在萎靡不振中出现了一丝亮点后，又继续走向了可悲的衰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