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取之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一门好的艺术可以反思生活、引导生活、令人深思，发人奋进。
　　 最近到追《千岁大人的初恋》《忽而今夏》《温柔的弦》，感觉还是有点剧荒，无意中翻到《无问西东》，便怀着好奇的心态点开了看：全剧呈现的是四代人的四个故事，仿佛穿越了一个世纪却又彼此交相呼应；从清华学堂到西南联合大学再到清华大学，高等学府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时代之光、希望之光，这些伟大的名字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
　　 开篇镜头打的是张果果独白：“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影片的第一部分交代了四个主角故事的起因，时间线逐一往前推，从二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看似是四个全然无关的故事：
　　 现代时期：张果果（张震饰）是广告公司职员，忙于为奶粉公司做提案，期间认识了四胞胎的父母，给了他们希望，却最终输掉了提案，无法兑现自己说过的话，描写出其内心极其复杂的状态。
　　 文革前夕（1962年，北京）：陈鹏（黄晓明饰）、王敏佳（章子怡饰）和李想是初中同学，三个人因想去拜会初中老师却意外偷看到老师被师母胖揍，于是王敏佳和李想偷偷拓字写信，警告师母。
　　 抗战时期（1938年，昆明）：沈光耀（王力宏饰）来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就读简陋的教室。甚至抵挡不住一场暴雨的袭击，学生们听不清老师的声音，同学们纷纷询问老师说的是什么，老师一直重复：“P到Q……”,学生们还是听不见，最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沈光耀看到窗外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凭着暴雨跑步，教师外旁边站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份看似报纸的东西......这一系列的描写都反映着人物的内心活动，刻画地极其到位。
　　 民国时期（1923年，北平）：吴岭澜（陈楚生饰）一袭长袍，看着发榜。英文成绩第一，但物理成绩落在了“无列”。老师劝文科优秀的他转专业，他迷茫不绝，只因那个年代，所有最优秀的人，都在学习实科。
　　 前面两个故事的开头让人感到琐碎，可当镜头指向沈光耀的时候：“一群清华学子去往云南的路上，车子抛锚走不动了，沈光耀说至少得等一个多小时才能好，于是有人问，走路多久，他说，也要一个多小时，学子们纷纷下车步行……”，故事开始进入状态。
　　 再就是吴岭澜的故事，虽然简洁，但却是所有故事的起源和点睛之笔。吴岭澜面对梅老师的疑问，给出了自己迷茫的答案：“因为最好的学生都念实科。”从这里开始，整个片子的主旨慢慢清晰起来。梅老师的一席话，第一次点出了电影想表达的内涵：他认为，吴岭澜不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一种麻木的忙碌、踏实中，真正的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这段来自民国时期的教诲，告诉吴岭澜，面对时代浪潮，叩问自己的内心，不必选择迎合潮流，要遵从内心，从容而笃定；而说出这段话的梅老师，简直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光芒。
　　 抗战时期，吴岭澜在云南的山洞外给学生上课。就在这容不下一张书桌的年代，他引用了泰戈尔的诗《爱者之贻》，道出了曾困扰他的问题，以及他的答案，“世界于你而言，无意义无目的，却又充满随心所欲的幻想，但又有谁知，也许就在这闷热令人疲倦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妙的货物，路过你的门前，他响亮地叫卖着，你就会从朦胧中惊醒，走出房门，迎接命运的安排。这是泰戈尔的诗。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有段时间，我远离人群，独自思索，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某日，我偶然去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而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人，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即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梅贻琦、王国维、徐志摩），这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而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么重要，那一刻，我从思索生命意义的羞耻感中，释放出来。原来这些卓越的人物，也认为花时间思考这些，谈论这些，是重要的。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这段话的份量，堪比最后张果果的独白。
　　 时间在四个故事之间切换，王敏佳被批斗，一起写信的李想为了支边名额而选择明哲保身；沈光耀答应母亲不去当兵；陈鹏误会了李想和王敏佳，决定去第九研究所工作；张果果的前同事Robert告诉了他一旦帮助四胞胎家庭，很可能就要麻烦一生。
　　 每个时代，都会给出现成的“最佳选择”。那些选择，无一不让人明哲保身、别多管闲事。王敏佳如果对老师的生活境遇置若罔闻，也就不会落得一个被批斗最终毁容的下场；李想本可以不把全部食物留给张果果的父母，也就未必会落得一个葬身雪地的下场；沈光耀可以回到他富裕的家庭，甚至或许可以出国躲避战乱，也就不会落得与军舰同归于尽的下场；张果果可以从此消失于四胞胎的世界，也就不会花出去那么多钱为这家人安置。
　　 自保是人性，哪怕李想因为想去支边而选择沉默，让王敏佳独自一人面对批斗、谩骂和拳打脚踢，我们也只是会感慨一句：时代使然。在那样的时代里，想哪怕站出来说一句很普通的人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人事，都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会苛求这些被时代裹挟的小人物都是英雄。
　　 但吴岭澜的一句“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以及空军教官的一句“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让沈光耀下定决心，不顾母亲的严辞反对，毅然加入空军；沈光耀执行任务期间，不忘曾死在炮火中的男孩，于是总绕道去给贫穷的孤儿们投喂食物；沈光耀投喂的食物，救了差点饿死的孤儿陈鹏；陈鹏不顾文革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的规矩，毅然救起血泊中的王敏佳；王敏佳为了不连累李想，说信是自己一个人写的；李想心怀愧疚去支边，最终救了张果果的父母，付出了生命；张果果最终没有出卖David，也安置了四胞胎一家。
　　 所有的故事，被一种浓烈的、高尚的精神串起，这种精神，高于“明哲保身”，高于“最佳选择”，这种精神，或许会让人在当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愚蠢。但这种精神，指引着人们，去面对或盲从、或黑暗、或动荡、或浮躁的时代，给我们伟大的精神世界一计闪耀的光芒。他们逆流而上、反其道而行，不顾时代的潮流，不顾投机的“教诲”，遵从内心的渴望，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四代人共同推进了时代的进程，他们用不同的时代语言和行为，诠释和演绎了“真实”。而始终贯穿其中的，便是这一脉相承的“不问世俗，无问西东”的内在精神。
　　 又回到了开头张果果的那句自白，“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
　　 故事从张果果开始，从张果果结束，虽然有点疏离，但还是能看出这么安排的用意。这个故事从两个方面，诠释了“无问西东”的当代意义。
　　 在一个所有人都用英文名（Robert、Susan、David）的广告策划公司，只有张果果从头到尾用中文名，这已经从侧面体现了他与别人的不同。
　　 在秘书Susan的概念里，果果的行为一定暗含着某种阴谋（故意提了一个奶粉公司不满意的案子，让CELL公司中标，然后跳槽来这里担任更高的职位）。面对质疑，他懒得解释，说一句“你猜”；
　　 在Robert的概念里，“野心”和“出卖”相辅相成，面对“你是个有野心的人嘛”，他懒得回答，说一句“你猜”；
　　 而David，更是直接愚弄了张果果，让他充当尔虞我诈的牺牲品。
　　 这三个用着英文名的广告精英，代表的是职场中的猜疑、斗争、世故圆滑、表里不一。他们无一不是顺从着这个行业现成的规则和思维方式。
　　 张果果的独白说到，“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他确实没有改变世俗，在拒绝向Robert提供David的把柄证据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他没有摇旗呐喊、没有奋起反抗、没有好为人师，但他选择了不参与其中，出淤泥而不染。
　　 质疑世俗、不参与世俗，便是“反世俗”的重要方式。张果果对待世俗的方法，是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并不太困难的方式。
　　 而另一方面，以Robert为代表的“世俗”又在教导着我们“本来以为救了一个孩子，没想到认了一门亲戚”。这种看似“善意”的劝告，让张果果犹豫不绝，两个星期躲着不见四胞胎的家人。直到他父亲在李想叔叔的墓前说希望他“做自己喜欢的、开心的事”后，他终于放下世俗的规劝，直面内心的柔软。当他在四胞胎的房间里为窗户装点色彩时，他是快乐的。和这一刻的快乐相比，世俗是什么，真的不重要。
　　 电影里把当下时代的世俗，浓缩为这两个小故事。“世俗”未必是随波逐流的择业、未必是明哲保身的苟且、未必是灭绝人性的批斗，“世俗”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如同空气一样包裹着日常生活，甚至让人习惯到无法察觉。当我们以为民国、文革、抗战已是过往云烟时，是否该审视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又在面临着怎样的“世俗”呢？
　　 张果果最后的独白，试图用当代语言，总结这整部影片的核心内涵，他说道，“看到和听到的，经常会令你们沮丧，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可是如果有机会提前了解了你们的人生，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多少，才更荣耀，拥有什么，才能被爱。等你们长大，你们会因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对初升的朝阳欢呼跳跃，也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但是却会在赞美别的生命的同时，常常、甚至永远地忘了自己的珍贵。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占有多少，才更荣耀”，说的是物质攀比；“拥有什么，才能被爱”，说的是相亲条件。电影只是抛砖引玉。当本该心怀天下、大开大合的年轻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买房、买车，攀比物质、财富，醉心发财、投机时，不正是被这个时代的世俗裹挟地面目全非嘛？
　　 世俗怎样，并不重要；如何投机，亦无需在意。青春短暂，何苦为世俗所累；书生意气，何妨就意气一回。而最重要的，便是吴岭澜那句“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当沈光耀即将战死在空中，他所投喂过的那片贫瘠土地上，倾盆大雨，孩子们瑟瑟发抖，饥饿难耐。双腿残疾的神父说，“唱歌吧，孩子们，歌声能帮我们忘记饥饿，寒冷和恐惧”。于是，歌声响起，“这些离开了家乡的人，在梦中也看见幸福故乡”，伴随着那些没有鞋的小脚的特写，以及沈光耀即将投向死亡的镜头，在他经过被打死的还在降落伞上的战友时，说了一句“回家”，随后径直俯冲向了敌军的军舰、同归于尽。看到这一幕，不禁潸然泪下。
　　 考上清华的人们，未来想必至少可以过得衣食无忧，但如果只是自私地自保，这些名校毕业生便不配被称为社会之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真理的求知欲、对世俗的洞察力，这些才应该是被鼓励被培养被传承下去的大学精神。传道授业，“传道”先于“授业”。大学，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培训所。她的目的在于塑造灵魂，而非仅仅传授技能。
　　 说到底，这部电影所描绘的，是一代代人传承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每个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甚至在最极端的时代，“说句真话”可能就需要强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我们不批判“明哲保身”，但理应更歌颂那些敢于站出来面对千夫所指而不忘初心的人们。这些人，才是社会之光，希望之光。
　　 引用两位哲学家的话，这大约也是影片所要表达的关于人和教育的内涵：
　　 康德说，“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费希特说，“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去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1924年，泰戈尔访问清华时的演讲中说到，“你们有什么是可以从自己的民族里拿出来，送给这个世纪的礼物，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自己的内心，你知道你自己的文化，你们史册里最永久的是什么。因此我竭我的志诚恳求你们，不要走错路，不要惶恐，不要忘记你们的真心和真性。”
　　 还有两个细节：刘淑芬（演得真好）其实是好人。不是好人的话，她就不会供养男朋友上大学，就不会看到倒在血泊中的王敏佳而崩溃跳井。一个不被丈夫善待的好人，害了另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最终一死一伤。没有人做错，错的是那个把错误无限放大的时代，错的是那个善恶不分的时代，错的是那个否定真实的时代，这无法不让人唏嘘。
　　 关于沈光耀投喂食物的“真实与否”，我倒觉得并不重要。贫穷的孩子们光脚踩在红土地上，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追着“晃晃”洒下的食物，舔着甜蜜的冰糖。这一段情节，我理解为电影的理想主义，甚至之后，沈光耀的队友们也一起投下糖果和罐头。这一幕，是电影的高光时刻，是电影人和观众在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弥补现实中的无力。那个小小的降落伞，在我看来是如此浪漫。英雄的定义未必是刚正不阿、战死沙场 ，也可以是柔情似水、接济苍生。
　　 影片最后逐一介绍了跑龙套的人，让我们看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繁盛，看到了泰戈尔口中“送给这个世纪的礼物”。一个大学、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这些精神滋养出的伟大的人。他们各自躬耕于自己的领域，抵御住世俗的狂躁，专注于跟从内心，理应值得我们肃然起敬。这些名字，想必大部分都耳熟能详：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王国维、徐志摩、孙立人、冯友兰、钱穆、蒋梦麟、杨振宁、马约翰、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陈省身、华罗庚、穆旦、闻一多、陈寅恪、袁复礼、邓稼先、蒋南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与其说是一部清华的礼赞，不如说是清华精神、甚至大学精神、时代精神的礼赞。
　　 应该说这部影片所折射传达出的精神对于浮躁的当今社会，依旧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当下的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十九大报告也包含着这样的精神，这是需要我们弘扬传承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