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那些曾经不经意间从身边溜走的过往、还来不及细细咀嚼便匆匆飘落在岁月的长河之中，纵然它幻化成一颗流星消失在遥远而寂静的夜空，毕竟也曾有过瞬间的无比灿烂。
　　 当某个闲暇的日子，你选一处面水临窗之所，左手一樽清茶，右手一纸香烟，待云山雾绕之时，再慢慢回味那些逝去的点点滴滴的光阴，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无尽的遐思。
　　 于是，以一个小人物楠子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撰成此文，来见证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伟大变迁。
　　
　　 一、记忆里的孩提时代
　　 荆江四口之一藕池河溃口后，长江洪水几乎有一半泄往洞庭，浊浊江流携大量泥沙在湖心淤积成一片绿洲，从洞庭湖中长出了一个湖区农业大县——城南县。
　　 但早在城南县还是一片汪洋泽国之时，洞庭湖中就有一座小山浮出水面。据《洞庭湖志》载：湖水周遭，浮峙如鸡子，本名鸡子山，音讹为寄。这就是寄山。
　　 清代湘籍名士陶澍途此地时曾留下诗作《夜泊寄山》：
　　 湖傍华容迥，停舟夜杳冥。岸歌惟上月，山小不分星。
　　 楝树鸦声乱，掀涛唇气腥。岳阳旧游处，仙笛尚遥听。
　　 楠子就是这寄山脚下一个小乡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村伢子，直到十八岁考上大学那年，他才离开这里。
　　 村子（当时称大队）前面有一条弯弯的小河从门前的大堤下缓缓流过。小时候，楠子和一群小伙伴经常光着屁股在河边嘻戏，或摸鱼抓虾，或泼水追逐。
　　 有时候，偶尔也会有大队部的拖拉机从门前的大堤上经过时，那串浓浓的黑烟后面，总跟着一大拔还未上学的孩子欢呼雀跃：拖拉机来了，拖拉机来了……直到追出一二里地才肯返回。
　　 哪怕是楠子的父亲从单位上骑回来一辆线车子（自行车），也会引来好多乡亲邻里前来围观，摸摸这拍拍那，叽叽喳喳问东问西闹个不停，很久都舍不得散去。
　　 就这样，即便是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楠子和他的小伙伴们仍就是在无忧无虑的童趣中慢慢长大。
　　
　　 二、懵懂入学
　　 1976年，满七岁的楠子到了入学的年龄，二姐带他到大队办的东风小学报了名，开始他懵懂的求学生涯，此时的学费每学期才两块钱。
　　 那时教室里的课桌不是现在的样子，而是那种“连体”的长排桌面。
　　 先纵向打下三排大木桩，木桩上面用三根长木固定起来，然后于横向每隔约一米就用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钉起来当桌面。
　　 凳子则是各自从家里自带的那种没有靠背的小板凳，象联合国的万国旗一般，五花八门，杂乱无章。
　　 每两个学生共一块木板——同桌，为防止同学之间在上课时讲小话，老师们就把男女同学编排在同一张桌子。
　　 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是分界线的，会在桌面上用刀子或其它工具划上一竖条线，如同楚河汉界一般，就更不用说上课时讲小话了。
　　
　　 三、忆苦思甜大会
　　 开学不久，学校要举行忆苦思甜大会，老师让大家从自己家里带一些白菜叶和一把大米，作为会后“忆苦餐”的食材。
　　 大会这就开始了。
　　 台上，学校请来了六队（相当于现在的第六村民小组）受苦最深的吴老爷子，声泪俱下的讲述他在旧社会所经受过的各种苦难，地主如何如何剥削贫苦农民等。
　　 台下，校工们用临时捡来的泥砖打好了灶，再架上一口老天锅（特别大的铁锅），用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菜叶和大米熬糑。
　　 一时间，只见青烟袅袅，雾气腾腾……
　　 老师们和高年级学长学姐们听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楠子也跟着拿衣服袖子假装擦眼泪。
　　 其实他啥也没弄懂，只知道如果不哭，就会被老师责骂，说他没有阶级感情，说不定还要在班上开一个小型批斗会呢。
　　 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那口老天锅里热气腾腾的大米糑，开始散发出扑鼻的香气，很快就占据了大家所有的感官。
　　 此时，吴大爷的忆苦思甜报告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老师让学生们边听边依次排队上台用自己带的碗盛糑，学校怕大家难以下咽，还特意在锅里放了一把粗盐。
　　 那味道让楠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说真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回想起来，他都觉得那碗糑比家里的饭好吃多了，只可惜不准再盛第二碗。
　　
　　 四、毛主席逝世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突然有一天，那个高大得像个男人似的班主任徐老师抱着一台小收音机哭哭泣泣从房间里跑出来，看样子特别伤心，然后叫全班同学趴在课桌上哭，也没说怎么回事。接着听到其它教室传来的哭声是一浪接一浪，整个学校简直就成了哭的海洋。
　　 惊天地，泣鬼神。
　　 楠子伏在课桌上，怎么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那天放学回家后，他看到妈妈和哥哥姐姐们的眼睛全都是红红的。二姐告诉悄悄告诉楠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当时他连“逝世”二字是啥意思还搞不明白。
　　 第二天大清早，全大队的社员和全校的师生都发了青布袖章，每人一朵小白纸花别在胸前。
　　 直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他也特别爱读文史方面书箱，才知道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哭成那个样子。
　　 尽管楠子也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大部分时光，但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小，还是家处偏远的农村，他也仅仅是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们戴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章去喊口号，于自己，则是连跟在后面去看热闹的兴趣都没有。
　　 好像那一切都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与他毫无关系。自然，无论生活还是学习，楠子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后来大哥跟他说，你们晚出生了几年真是幸运啊！
　　 回想起这段灰色的时光，对于大哥他们（受害者）来说是不幸的，而对于他自己（旁观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人生中一次难得的经历呢。
　　
　　 五、恢复高考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个偏远的小乡村时候，似乎稍晚了一些，应该是1978年吧，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
　　 有一天，母亲告诉楠子说，今年大队考上了四名大学生（应该是中专，当时都搞不清楚，就通称大学了）。包括他后来的三位初中老师和当时的大队会计。
　　 但是，那个大队会计因为阶级成份不好——出身富农，结果政审没有过关而被刷下来了。
　　 在那个还是“阶级斗争是纲，纲主目张”的年代，个人的政审是超常的严格，什么出身成份、海外关系、受过何种处分等等，可以查到你祖宗八辈子那里去。
　　 为此，母亲还特地语重心长的跟他说：崽啊，我们家是贫下中农出身，根正苗红，也没有海外关系，政审肯定能过关。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为家里争气，也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当然，这是在家里边关起门来说的，不然这种看不起劳动人民的观点还不知道要惹来什么麻烦呢。
　　 楠子把脑壳点得跟鸡啄米似的：嗯，嗯，嗯……
　　 从此刻起，大学就成了楠子心中一块遥遥仰望的丰碑。
　　 后来，听说那个落选的大队会计疯了。
　　
　　 六、家庭联产承包
　　 政策是一级一级下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传达到他们大队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
　　 有一天，他们生产队突然通知开会，记得是在晚上，月亮圆圆的亮亮的，看不到一颗星星。
　　 当时楠子的三叔是政治队长，二叔是生产队长，他家的禾坪（晒谷子的坪）和二叔家的是连在一起的，挺大。
　　 自然，会议就在楠子家的禾坪上召开，长短板凳、竹木椅子摆开一大片，打蚊子的针树业扇子也啪啪啪的差不多响了一宿。
　　 他也没听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听得母亲说大体是要搞单干，分田到户，不搞大集体了。听说还要把队里的耕牛也分了，每家每户要派人轮流放牛，否则就没有资格使用耕牛。
　　 楠子家是半边户，父亲在几十里地以外的地方上班，母亲又是当地有名的“药罐子”，一直有病缠身，家里几兄妹大的在念书，小的又太小，平时都是吃照顾——不用放牛。
　　 现在要分牛，还要出人力放牛，他母亲差点一下子急晕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楠子母亲跑到大队部去给他父亲打电话，电话老半天都接不通，他母亲急得在大队部里转了好多圈圈。
　　 电话终于接通了，楠子母亲叫他父亲赶快回家，电话里也没能说得太清楚，因为电话是要计时收费的。
　　 他父亲心急火燎地跑回家，听说这事以后，也是一筹莫展，一连几天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
　　 这几天，大队的广播也是整天不停的在叫，反复宣讲政策。
　　 最后，一家子商量下来，决定楠子的父亲提前退休，由他二姐去顶职。
　　 当时的政策有规定：父辈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招工进单位，这是有指标的，不用找关系。
　　 早些年大哥过继给了二叔家做崽，因为二婶生不出孩子来。
　　 楠子就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孩，按上一辈的规矩，都是儿子顶职优先。所以，父亲和母亲十分慎重的征求他个人的意见，问他同不同意二姐去顶职，免得他日后为此事埋怨父母。
　　 楠子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当时他还不会想太多问题，一心就想考上大学，尽管他当时还在念初中。
　　 就这样，楠子的父亲五十岁那年就提前退休了。
　　
　　 七、第一次丰收
　　 按当时的政策，他家分了二亩八分水田，旱田也有一亩多。
　　 因为没人放牛，家里分的那一份“牛”也就只能放弃了。
　　 楠子的父亲的个性很要强，也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那是吹拉弹唱、木工、会计、基建绘图样样都会，干什么都从不认输的。
　　 春耕和双抢时，家里的水田没有牛翻耕，父亲就带着他用四趾的铁耙头人工翻耕。实在忙不过来时，就把六十多岁外公也请过来帮忙。外公是南下干部，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让他来帮忙倒正合了他的心意。
　　 老少三个男人把自己当牛使，硬是抢在有牛的人家之前，把这二亩八田翻了过来，弄得平平整整。
　　 前面说过他家是半边户，按政策不用出工，而是拿钱买队里的粮食，所以楠子是从来没有插过田的。
　　 这插田可不像翻地，是技术活。他第一次下田，插得又慢又不成直线，用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先生的话来说，这就叫斗折蛇行。
　　 为此，生来刻薄的六叔说他是“锹口”（不会做事的人）。
　　 楠子嘴上不敢回话，心里却很不服气。
　　 楠子父亲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见他气得不行，就过来教他怎么做：插田是有窍门的，插田时要眼看前方，形成三点一线，只用余光扫在手上，这样才会插成直线。
　　 另外，不能右手在左手上来拿秧，应该左手分秧，左手跟着右手走，这样才能节省时间，自然就插得快了。
　　 第二年，楠子和六叔并排插田，就把六叔包圆（就用插好的秧把他包围起来，最少也得快一倍才能做到）了。
　　 当然这是后话了。
　　 收谷子时，又因为他们家没有劳动力帮工，队里公用的“脱粒机”（打谷子的机器）也不给他们家使用，父亲和他就把稻穗用镰刀割回来放在禾坪里，用竹制的“联掌”（用几块竹片扎起来的契形物，装上一个长竹柄）摔打，用脚踩。
　　 当时路过的人都夸楠子的“联掌”打得好，着地的声音砰砰直响，打得实，有力气。
　　 母亲在一旁听得差点没流泪，楠子当时才刚满十三岁。
　　 那些年种双季稻。搞集体时，早稻亩产一般就300多斤，晚稻亩产也不到600斤。
　　 当年，把谷子晒干后，父亲和楠子一箩筐一箩筐抬起来用杆秤称，结果晚稻亩产有780多斤。据不完全统计，他家的稻田亩产是全村第一名，当时已改大队为村了。
　　 楠子的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家终于没有输，没有牛也能拿第一，争了口大气了。
　　 那年过年，很多人家都杀年猪庆贺，楠子家也破天荒杀了一头，而且一两肉也没有卖出去。
　　
　　 八、农村经济发展迅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日子成为了历史的尘烟，湖区农村的主要经济作物苎麻、棉花等也发展很快，每家每户的收入也早已不是以“记工分”捞收入的那个年代可比，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一二斤苎麻的价钱，大约就可以抵得上以前一个民办老师一年的工资，比楠子上小学那会两年的学费还要多出一些。
　　 这一年，村里也装上了水电，尽管还架不起水泥电线杆，主电线都是从自家屋檐下穿过，但毕竟结束了那个用“洋油灯”照明的落后时代。
　　 再过些日子，楠子父亲那个退休时从单位带回来的、只能放在帆布袋子里唱歌的“小匣子”，也换成了洋气的台式红木箱收音机。
　　 那天，楠子家的老爷子兴奋得把音量开到最大，引来了一屋子邻里，足足唱到晚上十点多才肯关机。
　　 慢慢的，以前那些只有在书本里或者国家单位会议室里才能看得到的黑白电视机开始走进普通农家院落。他家也买了一台“襄阳”牌，还是17吋的，木匠出身的父亲还特意自己动手做一个高高大大的枣红电视柜把它装起来，摆放在堂屋的正中间。
　　 又过了两年，楠子的奶奶过世了，作为长孙的他必定是要从学校赶回来的。
　　 楠子父亲有七个兄弟，在当地也算是大家族，丧事当然要办得又热闹又体面。光水陆道场做了七天七夜，祭天的台子就有七层，二十八桌子搭起来的，尽显了大户人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