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到山东利津看一看，因为那里是我爷爷宫振海工作的地方。
　　 关于爷爷宫振海的情况，家里传下来的说法：他是东北大学农学院学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学校进关继续学习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毕业后到山东利津从事黄河口淤地开发利用工作。
　　 黄河口淤地开发利用到底是什么工作？资料显示：明朝时利津还是海边。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决口夺大清河道自利津入海。此后100多年间，黄河“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淤出了大片新淤地，形成了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黄河三角洲。新淤地草深林密，土地肥沃。黄河口是几个县的交界处，这些新淤地自然归附近的各县共同所有，包括利津、广饶、沾化、无棣等县。
　　 《韩复渠与黄河口移民》记载，1930年9月韩复渠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此期间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山东天灾频仍，匪乱四起。而黄河泛滥更是连年不断，尤以1931年、1933年和1935年的3次决口灾害最重。据《黄河志》记载：“1933年的大水，黄河决口704处，受灾面积6359平方公里，山东有22县受灾，灾情最惨，耕地大部分荒废，灾民流离失所，饥而无食，遂致恶疫流行，惨不忍睹”。面对山东省内无数灾民，韩复榘确实也费了一番脑筋，其中一项就是将大量灾民安置在黄河口淤地。
　　 利津县志记载：民国24年（1935年）省垦务总局更名为利（津）、广（饶）、沾（化）、（无）棣治荒筹备处。下设3个分局，1个管理站。利津县陈庄设分局（另两个可能在别的县），利津县城内设垦务管理处。宫振海当年工作单位就应是省垦务总局。具体的工作地点可能是省垦务总局设在利津城里的垦务管理处，当然也可能在陈庄镇的分局或现在的垦利县，当年叫利津垦区。时间应该是1933年秋至1935年夏，虽然只有两年，但却是他暂短一生唯一贡献过青春和汗水乃至生命的地方。
　　 2017年4月我和儿子迎君去山东。19日，我们俩从济南东站，坐7点半的5001次列车，10点多到达东营，之后坐131路公交去利津。坐车当中还出了个笑话。东营到利津30多公里，车费才4元。我以为到利津应是终点。汽车出东营一路前行，约半个小时，过黄河大桥进入了利津市区。在利津街里，汽车走走停停，忽然我发现路过的桥好像是来时的桥，像出了市区在往回走。我感到疑惑，赶忙问司机。司机一听马上踩刹车，不耐烦的说了声：“下车！”下车地点是黄河大桥东边。此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路上无车也不见人影。天阴沉沉的，已经来雨了。正在为难，忽然发现路边绿化带岔道里停着一台电动车，里边坐一老者。我问他拉客不？他说拉，去市区15元。就这样，我们坐上电动车，又回到街里。这时，天已开始下雨，司机问我到什么地方？我说，随便找一个有饭店旅店的地方就行。
　　 路边有一排饭店，我俩找一个里面人多的进去，要了两个毛菜。菜很快就上来了，12吋的大盘子竟装得满满的。我天南海北地方没少去，这么实惠的饭店还真没见过。吃完饭结账，老板是个年轻小伙，我向他打听旅馆，他说他们家就有旅馆，并顶雨用车将我们送过去。他们有多家买卖，名字都叫一家亲，一家亲农家菜馆，一家亲商务宾馆，还有个一家亲炖鱼馆，看样很会做生意。下午，天一直下雨，我们只能在旅店干呆。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俩上街溜达。利津县城街道宽阔，楼房崭新，绿地很多。我想看看利津老县城，打听路人，让一直往东走。约走20多分钟，过一小桥，桥头写着西关桥。这里多数是平房瓦房，街边的楼房也很矮很旧，一看就知道这里应是利津老县城。我爷爷当年如在利津城里的垦务管理处工作，就应该在这一带。我和迎君朝一胡同里走了一段，这里居民竟把我俩当成动迁人员了。我俩回到主街道，雇一出租车去黄河外滩。车向东行，过了东关桥，不远就是高高的黄河大堤。车上大堤，顺公路又走一段，前面就是黄河外滩。
　　 这里古时是渡口，利津应得名于此。我们走到黄河岸边，可惜当日大雾弥漫，看不到对岸，也感觉不到黄河的气势，只见脚下的河水静静的，没有一点声息。黄河从青海发源，一路奔腾万里，可能累了，要到家了，变得如此的安宁。但这里古时可是繁华热闹之地。据记载此渡口“东达青莱，北连山海，舟车辐辏，烟景迷离。”“商旅汇集，车马竞渡。”“省城济南之最新货品，即可朝发洛口港暮到利津城。”当年我爷爷从济南来这里或去济南，都应该经过这里，这里应有他的足迹，世事沧桑，往事如烟。
　　 现在铁路公路发达，黄河已失去航运的作用。这里已建成黄河外滩风景区，甬路齐整，垂柳成行，花草争芳，亭台雅致。在这里，可游玩，可垂钓，可观景，也可以坐游艇畅游黄河。我们今天来的太早，加上雨后雾气蒙蒙，没有其他游人，显得有些清冷。
　　 我和迎君回街里，让出租车直接拉到利津博物馆，希望看看有没有垦务方面的记载。博物馆占地面积很大，建筑也很豪华气派，只是里面开放的面积不大，展品也没多少实物东西。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又找到利津县史志办，想查一查垦务方面的资料。史志办在一大厦里办公，李俊三主任亲自接待了我们。他找来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解答我们的问题，并搬来利津县志查有关记载，但基本和我已经掌握的差不多。
　　 文革时，我父亲宫俊民被打倒被批斗，其中有一条罪状就是宫振海是国民党的官僚。父亲曾对我说过，公社革委会派人到利津外调，找到宫振海一个叫袁铁辉的同学给出了证实：宫振海就是一名技术干部，这个问题才算过去。我向李主任探讨，要找袁铁辉的后人，需到那里打听？李主任说，垦务总局是省里的直属部门，只在利津办公，不归利津管辖，想查找有关档案应到省档案馆。至此，想进一步了解宫振海的相关情况也不可能，我们离开史志办回到宾馆。
　　 我本来还想到垦利或陈庄镇看一看，因为那里都应该是宫振海工作过的地方。查地图，利津到垦利有37公里，到陈庄镇32公里。原来还打算到黄河口看一看，观赏一下黄河入海的风光。没成想，利津到黄河口竟然还有120多公里。黄河口淤地面积太大了，现在每年还在增加。由此可以想到当年宫振海的工作多么的艰苦。他是一名农业的技术干部，不管是搞规划，搞测绘丈量，还是给灾民分拨土地，指导种植，以及修路开渠，他必须都得亲自到现场。这里荒野漫漫，杂草丛生，沟壑沼泽漫布。不管雇工干活还是分给土地，他接触的肯定都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灾民。宫振海在这里工作二年，过两个春节，可以想象，同事们都回家过年，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凄凉情景。
　　 在那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年代，他或许站在海边北望，对面就是家乡，那里正被日本强盗蹂躏。家中的老母妻子儿女在翘首盼望，苦苦思念，但他属于抗日分子被通缉，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见。毕业前和同学们奔走呼号，游行请愿，希望政府抗日收复失地，但一次次失望，心灰意冷。
　　 心情不好，生活不好，环境不好，接触的又都是带有瘟疫的灾民，他被传染上肺病那是必然。得病了不能工作，生活没人照顾，那时韩复渠对工作人员管理还非常苛刻。肺病是传染病，单位不能呆，举目又无亲，他上哪去？。去河南鸡公山，到开有饭店旅店的柳国明老师家成了唯一去处。可是去鸡公山也非易事，他可是个病人啊，咳嗽，高烧，孤零零一个人拖着病体，几千里车马劳顿那是怎样的坚持。
　　 1935年夏，家里接到宫振海病危的电报，曾祖母李氏带刚十岁的姑姑宫凤岐前往鸡公山，三天后才到达，宫振海的后事已经办完。宫振海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据看护人员讲：宫振海高烧说胡话，一直叫着几个孩子的乳名：“锁香、锁柱、宝昌、宝库……”直至死去，那是何等的凄凉悲惨啊。
　　 母亲谷玉兰曾对我说过：“你奶（杨素珍）曾说过，你爷到山东工作后，给家写信，让把家中土地房屋都卖了，全家去山东，那里土地有的是。就是你太奶（李氏）不同意。”那时，曾祖母李氏是一家之主，故土难离。宫振海不能改变母亲的固执，只得自己忍受孤独，但内心一定非常的失望。当初如果听从宫振海意见，全家都去山东，也许就不会发生之后的种种不幸（土地撂荒，一女二子死亡），但事情没有如果。
　　 我家村邻们传言，宫振海在关里当县长，这也是文革宫振海的事成为一大问题的起因。不但村邻这么说，亲戚本家也这么说，八十年代一次我和常喜大伯谈到宫振海，我说：“我爷爷就是个爱国学生”。常喜说：“那可不是，我听我妈（宫振海过继一家的姐姐）说过，我大舅可不是一般人，在关里当县长来着。你奶你太奶都知道，只是解放后怕影响，不说罢了。”现在我来到利津实际看到这里的情况，遥想当年这里多么的偏远，多么的艰苦。省垦务总局级别也应该很高，来这里工作懂农业技术的大学生非常稀少。宫振海县长肯定不是，但大学生派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给个县级待遇还是有可能的。
　　 宫振海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小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由寡母李氏含辛茹苦抚养大的。农村的贫穷，农民的辛苦深深印在他的心里。他的父亲生前过继给一个本家，后来继承一份家产，他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让土地多打粮，让农民吃饱饭，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是他考入农学院的初衷。在东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来到山东黄河口，看到这广袤肥沃的土地，一定满怀激情想利用自己所学开发利用为民造福；看到流离失所衣衫褴褛的灾民，一定会竭尽所能为其提供帮助。但腐败的政府，艰苦的环境，落后的卫生条件，加上他忧国思家，身体失去了健康，更可悲的是被传染上了痨病。这种病当时无药可治。可叹他，抗日救国收复东北遥遥无期，农业救国理想不能实现，所学不能发挥，工作不能再干，有家也不能回，悲惨的客死他乡，利津也成了他唯一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利津县新城区面积很大，街道宽阔，机关单位的办公楼都建得非常豪华气派，绿地很多，绿化也很好，街内还不时能看到正在工作的抽油机。给人的印象是这里非常富裕，用地也比较宽松，不像其他城市那么拥挤。不光是利津，整个东营市都可以看出石油产区的富足，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爷爷宫振海地下有知可以放心啦，你为之工作过的黄河口淤地，已经超出了你的理想。现在是油井棋布，稻花飘香，马路纵横，高楼林立，经济繁荣，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