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本名李茂荣，又因为取字光耀，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大家都叫他李光耀，和过去新加坡的执政李光耀一个名。但他的一生，不但远没有新加坡的执政李光耀光辉闪耀，而且，即使作为一个平凡人，也实在有些坎坷。
　　 在我的印象里，我爷爷的头一直低垂着，抬不起来。
　　 叫不明就里的人看来，我爷爷大概不是性格内向就是有颈椎病。其实，都不是，是脖子里挂尿壶，将颈椎坠坏了。
　　 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他被打成右派了。为什么打成右派了？得慢慢说。
　　 解放前，我爷爷领着两个弟弟（我三爷，我四爷）还有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爹——一起开了一个杂货铺，取名为荣茂祥杂货铺。当时，那个铺子，是我们县最大的商铺。因为我爷爷是杂货铺实际上的老板，他不但善经营，又为人和善，人缘很好，所以，我们县城解放后，我爷爷就被推举为县工商联合会主任，要按现在说，也算是正科级干部了。而且，我们县志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从解放后一直到1958年，我爷爷一连当了三届人民代表。我看过我们县的《人大志》，那时全县人民代表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可见，那时，在我们这个小县里，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风云人物。小时候，我还看见过爷爷的人民委员证件，还看见过爷爷被聘为县法院陪审员的证书，上面都赫然盖着朱红大印。
　　 但是，好景不长，到“反右派”时，我爷爷就倒了霉。
　　 当时我爷爷是民主人士，县工商联里还有两三个人具有“党员”身份。我爷爷虽然不是党员，却是主任，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把手。作为一把手，表面上，那些党员下属得听他的。我爷爷虽然为人忠厚和善，却又为人正直，爱秉公办事，即使是党员，工作有了失误，也照常批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些被批评的“党员”们，却是鸡肚心肠的小人，挨了批评，忌恨在心。
　　 等到反“右派”，那些人觉得机会来了，就兴风作浪，公报私仇，借机报复，说我爷爷批评“党员”就是攻击“党”，又是写揭发材料，又是召开批判会，硬给我爷爷头上扣个“右派”的大帽子。在批斗时，他们又对我爷爷残酷实施暴力手段，其中，往脖子里挂尿壶，就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手段。
　　 那时候的尿壶，陶土烧制的，制作粗糙，壶壁很厚，也就很有重量。据说，给我爷爷挂的，足足有十几斤重，更可恨的是，那些人还往壶里灌尿，不但增加了重量，而且，一罐子尿液就近距离地悬挂在人的鼻子下面，难闻的尿骚味会通过鼻腔直冲五脏六腑，稍微不注意，尿壶晃荡了，也许就有尿液溅到脸上。
　　 我爷爷身高接近一米八，是个高个子，而且，平日走路昂首挺胸，器宇轩昂。他还洁身自好，不吸烟不喝酒，穿得干干净净。
　　 大概那些人平日就很忌恨我爷爷的器宇轩昂和洁身自好，就想了这么个损人的招。你平日里老是昂着头走路，我偏给你脖子上挂个尿壶，坠得你不得不低头；你爱干净，我偏偏让尿整天熏着你。这就不仅仅是肉体的摧残，还有精神的玷污和侮辱。
　　 从我爷爷被打成右派，过去的荣茂祥杂货铺给我们李家带来的，不再是荣耀和阳光，而是屈辱和阴影。
　　 我爹也很快被下放到东关大队，成了农民，他一气之下，偷偷下东北，当了“盲流”。我们全家也由吃商品粮变成了农业户口，成了生产队的社员。我二叔本来在班里是学习尖子，考大学时，成绩够得上名牌本科，却也受我爷爷被打成右派的牵连，等人家都录完了，他才被录了个农业专科学校。气得他差点儿不去上学。
　　 有一次，我正独自一人走着，后面撵来几个与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孩子，一边在后面拿小砖头瓦块投我，一边喊着：“右派羔儿，右派羔儿！”我心里害怕极了，又觉得极其耻辱，不敢回头，也不敢应声，只是撒腿就跑，跑到家里，才慢慢稳下神来。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爷爷被打成右派以后，一般都是不苟言笑的。我想，这一定跟他内心被打成右派的精神痛苦有关。但是，偶尔，就像长期阴霾天里偶尔的霞光突现，我也能看见他的笑容。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大早晨，我脱掉了棉衣，换上春秋天穿的衣服，去爷爷屋里。我之所以穿那么薄的衣服，是因为觉得春节来临就意味着春天来了，就应该换衣服。而且，我穿了一个冬天几乎没有换洗过的棉裤棉袄，实在是又脏又破，换成春秋天穿的，也图个新鲜干净。新鲜是新鲜了，但是却抗不住依然凛冽的寒冷，走进我爷爷屋里不一会儿，我就缩肩耷背，身子哆嗦起来。我爷爷看见我受冻的样子，微微笑着说：“傻三儿，穿恁薄，不冷啊？”然后，又劝我，“赶紧换上棉裤棉袄吧！”爷爷微笑的时候，眼睛微微眯缝，却又闪烁着慈爱的目光，眉毛微微低垂，微微笑意在满脸洋溢，就使他看起来特别慈祥而和蔼，像极了庙里那张释迦摩尼佛祖的笑脸。
　　 我爷爷大概在一九六二年接到通知，说是被摘去了右派帽子，恢复公职，到一个小店铺里去当营业员。那店铺叫向阳门市部，有两间门面。店铺里就两个人，另一个人是女的，本是县剧团的戏剧演员，唱小生的，唱坏了嗓子，转行去当营业员。我爷爷一直在那个小店铺里工作到退休。
　　 有时候，我偶然去那里去玩。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一直没有大声说过话，有人来买东西，爷爷都是一脸和气，微笑着面对顾客。那位改行的女演员倒是大声大气，有时还和顾客吵上一两架。还得我爷爷出面笑着协调，陪着小心，两面都不敢得罪，一直到两面都消气为止。
　　 店铺里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是店里公用的，除了骑着去办公事，还可以驮载一些小宗货物。店里下了班就没人了，为了安全，平时爷爷下了班，就把它骑到家里，到家就把它锁得紧紧的，家里人谁也不让骑。谁一说骑，他就说，那是公家的，能随便骑吗？
　　 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公私分明；不像现在的人，开着公家的车，照样可以堂而皇之地接送孩子上学。另一方面，大概也是爷爷谨慎，怕因为这辆自行车的公车私用，再让人抓住什么把柄。
　　 有一段时间，爷爷干脆就把自行车锁在店铺里，谁也不让骑，大概就是为了躲嫌疑。直到后来那辆“飞鸽”被折价卖给爷爷，变成了私家车，我的叔叔哥哥们才有了骑车的机会。我上高中时，学会骑自行车，也多亏了那辆“飞鸽”。
　　 我当时常常有个疑惑，这样一个公私分明的人，谨小慎微的人，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小时候听大人讲过，一些大“右派”是很“大胆”、很“猖狂”、很“反动”的，我爷爷身上可是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呀！
　　 我奶奶驾鹤西去之后，我爷爷跟三叔一家人一口锅。爷爷每天都起得很早，但有一天早晨，三婶做好饭，见爷爷还没起床，就有些奇怪，去到爷爷床边喊他吃饭，不听答应，喊来三叔一起看，原来不知何时已经别离人间。他面目安详，不见有痛苦挣扎的痕迹，只是口角流有血迹。外在迹象表明，爷爷大概是因为高血压导致心脏或者脑血管破裂致死。
　　 我那时尚小，大约刚上高中，但胆子并不小，偷偷地去摸爷爷的手，还有些温热。爷爷的被褥很干净，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儿，他非常爱干净，到死都是如此。
　　 爷爷临死的几年里，有高血压病，经常喝药。记得他每天都喝一碗凉开水，是听来的偏方，说是日本传过来的，能治高血压；还经常吃煮熟的藕块，也说对降血压有好处。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死神的脚步，爷爷还是在刚过了花甲之年就早早离开我们了。
　　 看起来，爷爷死时并没有承受多大的生理痛苦，但他临死时的精神痛苦究竟如何，我们却不得而知了。可以不容质疑地说，他的高血压与他的悲惨经历一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将近一米八的高个子，平时腰板挺直，但一直到死，头却一直低垂着，抬不起来。原因很简单，也很悲惨，是被打成右派时被人在脖子里挂的那一个大尿壶坠的。尿壶里盛满尿，一天天地在脖子里挂着，除了睡觉，都不许摘，日积月累，脖子被压了个大疙瘩，颈椎也弯曲变形，再也直不起来了。
　　 叫人哭笑不得的是，1980年，落实各种冤假错案的时候，我爹和叔叔提出要落实我爷爷的冤案问题；经有关人员调查，才知道，我爷爷的档案上根本没有任何组织下达的关于他被定为“右派”的正式文件，只有一两个人手写的几张所谓揭发材料和发言材料。有关人员无奈地告诉我爹和我叔叔，原则上，我爷爷根本没被组织正式认定过“右派”，所以也不存在组织上再落实和甄别的问题，1962年的“摘帽”，也是一场“误会”以后的“误会”。
　　 原来，我爷爷这个所谓全县最大的“右派”，是个空头“右派”，是个莫须有的“右派”，他的被开除公职，他的被压弯的脖子，他的一连串悲惨遭遇，都成了空穴来风。我爷爷的右派，源自一场荒诞的闹剧！
　　 我爷爷死后，我的一个会画人物像的表哥仿照他生前的一张照片，为他画了一幅遗像。那张遗像，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在那张遗像里，我的爷爷依然是释迦摩尼菩萨一般微微含笑，而且，微笑得一脸慈祥和蔼，他活着时候的风光，特别是他受难以后的哀戚，都似乎消融在他的微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