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每年的端午前后，是农家最忙的时节，被唤作“三夏大忙时节”。所谓“三夏”，指的是“夏收、夏耕、夏种”，也就是说，农人要在极其短暂的时光里，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异常紧张的氛围中，接连完成这三道工序，不敢出现任何纰漏。毕竟，小麦之于农人，是衡量一年丰歉的主要作物，是农人一年辛勤劳作的结果。
　　 夏收是最紧张的，被唤作“虎口夺粮”。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此时的风叫做干热风，杀伤力极强。夏粮小麦的成熟，是绝对的急不可待，往往昨天还青黄相间的麦田，只需南风一起，就一个夜晚，或者一个晌午，一下子就变成了焦黄的色彩，而且棵棵麦秆都弯了头，籽粒胀满，挤破尖刺锋芒的麦壳。此时的农人都知道，“秋熟一时，夏熟一晌”，得赶紧开镰了，不然麦粒落到地上，眼瞅着的收成就得打折扣了。
　　 开镰收割，似乎也不需要什么隆重的仪式。每人一把二尺三的长柄镰刀，几天前就从南墙上取下来，在磨刀石上，磨掉去年秋冬以及今年春上的锈渍，露出闪闪寒光的利刃，用大拇指的指肚儿一试，锋利坚韧。
　　 收割很辛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在很短时间内能把小麦烤得焦黄的太阳，也一样炙烤着大地，炙烤着弯腰曲背俯身收割的农人。他们抱怨这样的天气，但又盼望着这样的天气能多给几天，好有充足的时间，收割，晾晒，脱粒，再晾干，然后一袋子一袋子收到自家的粮囤里。“夏天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为了抢在雷雨到来之前，他们会连夜奋战，一年的辛劳，就指着这几天的收获了！
　　 麦收是全村总动员的。丁壮劳力自不必说，妇女儿童齐上阵，“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就连在城里“吃皇粮”的人们，也一律回到家里来，拿起镰刀，割麦打场去。丁壮劳力从来不得闲暇，常常是撂倒自己家的麦子，接着就得帮着亲戚朋友、帮着邻家收割，看着别人家的麦子还长在地里，谁也不会坐视不管。收下一季的麦子，就等于收下了一年的希望！
　　 记忆里，每年夏收结束了，我都会大病一场，不只因为没白天带黑夜的劳累，而是缘于一种小甲虫——长得像天牛，但要比天牛小得多的一种褐色甲壳虫。它躲在麦垄里，镰刀扫过来，它就会释放出难闻的气味，然后逃走。我却早已熏得头晕目眩，干呕不止。呕过了，还得再拿起镰刀，继续割。那可恶的虫虫还会再有，我努力屏住呼吸，不去嗅那气味；然而，这种虫虫太多了，躲都躲不及，于是再呕。哥哥姐姐们说我耍奸偷懒，不想干活；母亲叹口气说：“唉——，不是干农活的命，好好念书吧，长大了到城里去，就不会受这洋罪了！”
　　 比起夏收来，我觉得夏种才是最艰辛的，那简直就是憋屈。夏天要种的是玉米，需在小麦收割之前，钻到麦垄里去点种。稍宽些的麦垄也就20几公分宽，人钻进去，猫着腰，夹着腿，曲着膝，整个人需要收紧、提气，像练轻功一般，因为稍不留神，就会踩倒了刚刚籽粒饱满的小麦，那可就罪孽深重了。
　　 点种时，右手拿小铲子，尺把长，专为点种玉米打造；左肩挎布包，内装5、6斤玉米种子；左手抓一把种子，配合右手铲子的挖掘，迅捷地塞进3-5粒，然后，埋好，跟进，踩实；然后，再反复下一套动作。
　　 挖坑是需要力气的，也是需要准确无误的。一铲子下去，小坑两三寸深，掀起的土要足以埋好玉米种子；每一个小坑要有合理间距，七八寸远，间距直接关乎玉米定苗后的株距，关乎秋粮的长势和收成。因而，挖坑需要稳、准、狠。铲柄抓牢，力量用足，一铲下去，就得成型，不能再来第二下。
　　 小麦即将成熟，半人来高，人钻进麦垄里，也就淹没在广袤的麦浪里了。在那样的一个几乎密闭的狭窄的区间里，风吹不进来，太阳却毫无遮拦，倾泻无余。你可以想象那种令人窒息的闷热。人还不能穿短衣裤，需长衣长袖包裹严实，不然，那尖利的麦芒，会刺穿肌肤，让你患上麦芒炎，疼痛刺痒难忍。而且，还要机械地重复那样的一套点种的动作，一口气将一把玉米粒种完，才可直起身，趁再抓一把种子的当口，喘上一口气。一把种子足有五六十颗，这一口气要种下十几个点坑。
　　 倘若一套程序里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就不得不重复返工，中途停下来喘气，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就会大大窝工，活儿出不来，被落到后面就丢人现眼了。
　　 半天下来，人们最明显的反应就是：腰杆直不起来了，腿也不能打弯勒，纂铲子的右手早就磨出了血泡，而且五指屈伸艰难，握不住筷子了。
　　 于是，父亲与邻居大哥研制了玉米点种器。他们用一根锹把粗、半人来高的竹筒做杆，前端装铁铲，后段装把手和扳机，中间装上一木盒子，木盒子里盛上玉米种子。整个装置就跟电影里，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的转盘机枪一样。用上点种器，就可以直起腰杆儿，双手一同用力，省力多了，也不必猫腰曲膝钻麦垄了，只是，速度上不来。心急的农人用不惯这个，因而，后来并未推广开来。
　　 而今，小麦收割全部机械化，收割、耕作、播种一体化，几十亩、几百亩小麦也就一晌工夫，直接将金灿灿的麦粒装进麻袋运走，而且，玉米也可以播种到深翻了的暄腾腾的土地里去，不再炙烤，没有憋屈，谁还会记起原先的那些辛苦呢？
　　 记得，那年麦收前，当生产队长的邻居大哥，坐在田埂上，卷着旱烟筒，看着丰收在望的齐刷刷的几百亩小麦时，双眼迷离，满是沟回的黑脸膛，像绽开着一朵美丽的花，憧憬着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算什么？到那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钮一按，地就湿了，机器一转，庄稼就收了。’嘿，那该多带劲儿呀！”
　　 母亲真是料事如神，我果然来到了城里，而后就很少再回家收麦，那小虫子也没再见到，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绝种了；父亲的发明，只在记忆里神奇了那么一小段，就跟镰刀一样，挂在了南墙上，而后都不见了踪影；邻居大哥也终于没有见到比“共产主义”更“带劲儿”的生活，跟父母前后脚找马克思去了，那边可有联合收割机吗？
　　 干热风又起，“三夏”马上就到了，只是，人们不再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