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家老房子南边，是蔬菜社的地界。我们这一带人家把蔬菜社的菜地叫南边地。那片广袤的土地里，隐藏着巨大的诱惑。诱惑我们的不是地里的庄稼，而是菜地里长出来的野菜，也叫猪菜。
　　 南边地最初对我的诱惑，是甸子上的野花。
　　 甜甜的山丹花，酸甜的黑天天，香甜的麻果，还有野菜“酸不溜”，都是我们这些孩子喜爱的吃食。我们把野菊花采回去，插在瓶子里。但是我们只采紫色和白色的，不采黄色的，都说黄的不吉利。有一天我经不住那灿黄的诱惑，便采了几棵。一个孩子说：采黄花死妈妈。我急忙扔掉了。
　　 妈妈就像中了魔咒一样，真没了。
　　 妈妈没了以后，那些野菜也开始诱惑我了。我在南边地玩耍的时候，就完成了认识野菜的过程，我能叫出来二十几种野菜的名字。我知道马蛇菜和小灰菜喜欢潮湿的环境，总爱长在浇水勤的香菜地里，香菜一寸高的时候，马蛇菜和小灰菜就长到四五寸了。我挎个小筐蹲在池埂子上，一棵一棵地捋。捋完一个池子，再捋下一个池子。捋过菜的池子，便只剩下绿油油的香菜了，好像我是专门给蔬菜社收拾菜地来了。渴了，就蹲在水渠边上，捧一口抽水机抽上来的井水，那井水清冽甘甜，直沁心脾。
　　 我捋的野菜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数野菜都是父亲和姐姐捋来的。姐姐把捋回来的野菜剁碎了，放到大锅里烀，烀熟了储存在一个小缸里，喂猪的时候再掺进一点米糠或者酒糟。我们这一带人家，都靠南边地里的野菜养猪。南边地给了我们这么丰厚的礼物，我们也绝不祸害地里的庄稼。我们和蔬菜社的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看青人在远处看护庄稼，我们则小心翼翼地捋菜。
　　 不用愁没有野菜可捋，几乎所有的菜地里都有野菜。圆白菜地里有灰菜和苋菜，地头上有猪毛菜和猪牙菜。干旱的蒜地里有扫帚菜。还有苍耳子，狗腿子，山白菜，苘麻菜，婆婆丁。春天的榆树叶，秋天的草籽，都是喂猪的饲料。
　　 有一次我把弟弟带去了，让他坐在地头上看护面袋子，我一个人进地里捋菜。突然听见地头上有人大呼小叫，心里一惊，知道出事了，急忙往出跑。是弟弟把地里的芹菜给薅了。那芹菜和野菜纠缠在一起，弟弟薅野菜的时候便连芹菜一起薅下来了。看青人吵吵着，要没收面袋子，我和弟弟被他的凶样子吓哭了。一个女社员跑过来说：放了他们吧，他们没妈。看青人说：没妈？没爹也不行啊！但是他还是把面袋子还给了我们。
　　 爸爸也像中了魔咒似的，第二年就没了。那是一九七四年，我十四岁。
　　
　　 二
　　 南边地馈赠给我们的不光是野菜，还有罢园时节的捡秋。说捡秋也不确切，蔬菜社夏天也收割。社员割芹菜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站着。他们把割下来的芹菜打成捆装到车上，我就把他们漏掉或者扔掉的芹菜，一根一根捡起来，装进筐里。他们砍白菜的时候，我就拎着筐，等着捡掉下来的白菜帮子。圆白菜被砍走以后，一层一层的菜帮还在菜根上长着，我就把它们劈下来。社员们起过的蒜地里总有些漏掉的蒜头，我就用小铲刀把蒜头起出来。萝卜，芥菜，土豆，芹菜根，都是这么起。时间长了，我们一个个练出了火眼金睛。我们一垅一垅地进行地毯式搜索，看见垅台上露出一个小尖，就知道那肯定是蒜头。看见一个小萝卜缨子，那底下肯定就是一个小萝卜。茄子罢园了，就去摘他们遗弃的茄子包。小豆角，小青柿子，小黄瓜，只要是他们扔下的我们都摘回来，甚至连地里的秧子都拖回来烧火。
　　 家家都预备不少坛坛罐罐，好把捡回来的小菜腌成咸菜。把白菜帮子和圆白菜帮子，用铁丝串起来，挂在墙上晒干，或者扔到房顶冻上，留着冬天喂猪。白菜帮子人也能吃。把干白菜帮子用水煮熟了，捞出来挤干水分，再切成小块，一块一块蘸着大酱吃，要是蘸辣椒酱或者是肉酱就更好吃了。把冻白菜帮子剁成馅，多放点荤油，包进发好的苞米面里，做成菜团子。人们把能想到的吃法都想出来了，并且互相传授着经验。那份艰难中的喜悦，竟也像农民秋收似的。
　　 其实农民秋收的成果并不属于他们，由生产队统一管理。除去上缴的部分，除去成本开支，再除去生产队留存，剩余的部分才能按工分给社员分红。他们不比我们富裕，却比我们辛苦。农忙的时候，天刚亮就得起来收拾菜地。种出来的菜，由国营蔬菜店统一收购。别看我们离南边地这么近，买菜却要到很远的蔬菜店去买。
　　 我虽然是城里人，却因为南边地，熟悉了农作物，熟悉了野菜，熟悉了那么多花草。我甚至熟悉蔬菜社的每一个社员。我知道谁是生产队长，谁是妇联主任，谁是小队会计。我知道哪个看青人和气，哪个看青人厉害。我还知道谁家的姑娘漂亮，谁家的小伙子好看。但是我和他们不太交流，好像有什么东西隔在中间似的。不仅是我，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蔬菜社的姑娘再漂亮，我们这里的小伙子也不追。蔬菜社的小伙子再好看，我们这里也没有人嫁，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就意味着吃不上红本粮，永远也不能到城里工作，而且世代如此。他们与我们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却像隔了一个世界。
　　 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从他们集体的哭声中，就能感觉出来。
　　 广播喇叭发布毛泽东逝世讣告那天，我正在南边地捋菜。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侧耳再听，还在说这件事。我将信将疑地往家走，尽管不相信这是真的，却知道国家出了大事，要不然，广播喇叭不能在休息时间播送新闻。
　　 姐姐还没下班。我得出去，找别人印证这个消息。走到门口的时候，姐姐回来了。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开口。姐姐也愣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会意了。还是姐姐先说：伟大领袖……
　　 我说是真的吗？她说是真的。至始至终我们都没提过毛主席这几个字，万一不是呢。
　　 我们学校召开了追悼大会，大礼堂里一片哭声，像天塌了似的。那哭声，我在蔬菜社的生产队里听过。
　　
　　 三
　　 初中课本突然换新的了，我们一年要学两年的课程。姐姐怕影响我学习，就把猪卖了。我的身体还是吃不消，就辍学上班了。
　　 我与南边地一别就是好几年，以致后来去南边地散步的时候，竟感觉生疏了。我小时候常去的那片甸子还在，就是变小了。四周打量一下，也就这么大。野花们还在。山丹花，野菊花，麻果，酸不溜，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都在，就是没有采花的人。
　　 菜地也在，但也好像缺点什么。仔细一看，也没缺什么。白菜地仍旧种着白菜，芹菜地仍旧种着芹菜，抽水机还在抽水。对了，缺看青的人。菜地承包给个人了，队里不用派人看青了。种出来的菜，由他们自己拉到城里去卖。我还是感觉缺了什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就要走进地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看不见捋菜的人。以前总能遇见三三两两的捋菜人，今天一个都没遇见。都不养猪了？我疑惑着走进一块香菜地。一寸多高的香菜地里，一棵野菜都没有。退回来再看白菜地，白菜地也干干净净的，一根杂草都没长。怪不得没有人来了。
　　 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就因为常到南边地捋菜，南边地就成了我的南边地。现在南边地变了，还好像有什么不对了。细想起来也没什么不对。可我怎么就觉得哪里不对了呢？
　　 我明白了，是野菜没了，那个维系我和南边地关系的野菜没了，我没有理由再到南边地来了。
　　 没有野菜的南边地和我疏远起来。地里的庄稼和我疏远了，抽水机抽上来的水和我疏远了，甸子上的野花也和我疏远了。几个收拾菜地的菜农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怀疑我站在地头的用意。我转身回去了。
　　 闲暇的时候，我仍旧到南边地的小路上走走，不管南边地是否属于我。有几个老人也常到这里闲遛。这满眼翠绿的景致，确实适合散步。但是那些年，人们没有闲暇，更没有这个雅致。我现在也没有这个雅致。我到这里，是来释放多余的能量，我在工厂里无处释放。
　　 泥土路边，总有一些野花野菜躲过行人的践踏，幸运地开着。最让人称奇的是马蛇菜。几条暗红色的软茎，向四外张开着。柔韧的茎，怎么碾压都不折。经过碾压的马蛇菜，象章鱼似的紧紧伏在地上，椭圆形的绿叶，被挤进两茎的夹缝里，甚至整个身体都要陷进泥土里了，还在活着。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生存策略。
　　 南边地馈赠给我的，不仅是野花和野菜，不仅是捡秋漏，还有这些朴素的哲学道理。
　　 四
　　 慷慨的南边地，陪伴我们姐弟三人走过了艰难的单身旅程。弟弟把老房子卖掉以后，我就彻底告别了南边地。但南边地仍在我心里装着，与它相关的任何信息，都能牵动我的神经。
　　 听说南边地被征用了，我骑上自行车就过去了。果然，挖掘机正在地里挖地槽。一棵棵菜苗被挖掘机连根拔起，翻了几个跟头，又被埋进土里。
　　 空地上，残存的菜苗，与野菜和杂草纠缠在一起，疯狂地生长着。
　　 我的南边地从此就要消失了。我知道，她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