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岁月，在武汉军区防化团政治处做过一段放电影的工作，我把它称之为“夜幕下的映画时光”。之所以取这样一个标题，完全是出于对电影艺术的尊重，如果直接写上“放电影”，总觉得有点干巴巴。
　　 我那时20岁，因为有几篇豆腐块文章见于武汉军区《战斗报》，作为特长战士，部队将我从连队调到政治处机关，从事新闻报道及电影放映等宣传工作。为了使我尽快掌握电影放映技术，1983年5月，部队派我与河南遂平入伍的战友朱春平一道，到武汉军区政治部电影集训队举办的培训班，时间为期三个月。集训队设在武昌南望山舟桥部队的教导队里，分三个中队，共110人。令我没想到的是，因为我是军区《战斗报》的“特约通讯员”，一到电影训练队就成了“名人”，被安排当了个小班长。更让我意外的是，我们班12个学员分别来自海军工程学院、空军雷达学院，陆军的工程、防化、通讯兵等部队。我这个小班长也就成了标准的“三军小司令”。
　　 培训科目主要有电工基础、发动发电机、电影机械等。学习较为轻松，也很有趣。我们除了学习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外，重点是电影放映实务操作及故障排除等等。因为我从小对带“电”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学习起来并不费劲，理论学习与考试一路过关。记得结业考试的那天晚上，电影集训队12个班，架了12部放映机，在学员宿舍门前一字排开，放映的全是过去的老片子，什么《摘苹果的时候》《敌后武功队》《地雷战》《地道战》等等。机器一开，有哭有笑。有革命音乐，也有隆隆炮声，比过年放烟花炮竹还热闹。经过几轮实际操作的角逐，我们基本顺利过关。拿到了电影放映执业证，回到了各自的部队。正式成为武汉军区防化团电影组的一名电影放映员。
　　 放电影需要跑片。那个时候，每周三或是周末，就会有一场电影。当时军区直属队只有一个文化站，抢手的片子一般只有一两个拷贝，却要覆盖军区直属队的所有部队，涉及河南湖北两个省。片子从文化站出来，在各部队之间接力传递。没有门对门的快递，更没有数字化的秒传。接片送片都得靠我们电影组的三个人。我们防化团离花园镇较远，周边其它的八个团级部队都在铁道沿线，与花园镇较近。所以每次的电影接力，我们不但需要从A团取片，有时还得负责往B团送片。循环往复，往返颠簸。跑片没有专门的汽车，只是用警通连的边三轮摩托车。还别说，当时坐在边三轮摩托车斗里，戴着风镜，觉得无比威风。碰见个熟人，老远就打招呼。可这样的威风也只有夏天抖得起来，冬天那真的是冻死个人。没有边三轮摩托的时候，有时就坐司令部的大屁股吉普车。一般由后勤调配。之所以叫大屁股车，是因为与212吉普相比，它的屁股后面多出一个罩着布篷的车斗，有点像现在的皮卡。坐在大屁股车里，有时就感觉自己好象不是一般人。那颗年轻的心，也随着大屁股车的风驰电掣而欢快。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电影组最常用的是35毫米胶片。片子拿到之后，须对片子进行检查整理。一条板凳两头各固定一个转轴，将緾满影片的片盘卡在左边，将一个空片盘卡在右边。再将左边的片头牵引到空片盘，然后用摇手把快速地摇动。边摇边检查胶片是否有断裂的痕迹。如果有破损的地方就用胶水将其接上，确保晚上放映不断片，不出现故障。胶片很长，扯出来对光一照就能看到一张接一张的连拍照片。当中的每一张就是一帧，每秒24帧，不多不少，荧幕上的人物因此才活动起来。脸上的表情、手的动作，脚下步伐，还原成生活中的人物动作。如果电影机械走太快，画面上的人就会飞跑，并伴有“唧唧”的鸟叫声；走太慢，就像机器人一样，成了慢动作。电影中的一秒，反映到片子上就将近半米，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胶片，铺展开能有六里多长。一场电影有十多卷胶片，五六卷一组装在铁皮胶片桶里，份量足有四五十斤。
　　 部队放电影一般都是在露天，除非落雪下雨才在大礼堂。我们的放映设备全是移动式的。到了放电影的晚上，就从汽车连要来拉机器的汽车。那是一种苏式解放牌，后厢板打开也显得非常高大。我们的放映设备有五大件，放映机、发动发电机、胶片桶都有几十斤重，每次都是由我与小朱、还有小杜三个人搬上搬下。不象我们在家看电影时，放映员非常神气，所有放映设备全是所在地劳动力帮助搬运，放映员只是空着手。我们每搬运一次设备都是一身的汗水。每次放完电影都是九、十点。电影结束后，全团的人直接带回营房休息，而我们还得收拾设备，将设备重新放回原处。每晚放映完后，我们都是十一点以后才能休息。
　　 露天放映，要支大银幕。这个活儿好象朱春平干的多些。他黑黑的皮肤，身体长得很敦实，甩挂银幕绳子的活都是他的。绳子在他手里指哪走哪，四米多高的竿子，使着劲儿一甩，绳头跟跳高运动员一样，飞身越过两根竿的交叉点，完美落地。小朱支起来的大幕，挂的平展、紧实，绝对找不出一个褶。如果有战友夸他一下，他就裂开嘴笑，露出一口整洁雪白的牙，用河南话回道：“那是！没有一点儿绝活能进电影组？”
　　 放映途中，最怕的就是突然停电。一停电就要用起动发电机。由于当时部队机器普遍老化，发电机有时就跟我们闹别扭。有时候，下午试机器的时候明明好好的，到了晚上真的停电了，它却拉不着“火”。有时越急越拉不着。急得我们头冒热汗，腿脚发软，手指发酸，发电机就是不着。我们不得不对机器进行拆修，手上一时弄得满手油污。如果排除故障时间长了，就是事故，领导就会问责于我们，“白天为什么不准备好，到了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对领导的批评我们只能听着，再委屈也不能发火。
　　 电影组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电影机器经常会出现故障和断片情况。有时候放着放着，机器要么突然没有声音，要么突然没有光影，要么片子断了。任何一个故障，就会把我们陷入黑地。一旦出现故障，全团上千名干部战士，还有驻地老百姓就会发出不满意的声音。每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全力发挥平时所学技术，以最快的速度，排除故障，恢复放映。卡个带子换个件儿，没有难得倒我们的。那时候放一个电影得有两台机器接力。第一卷片儿放完马上切第二卷，第二卷切第三卷。我与小朱配合很默契，基本上能实现无缝对接。我的机器正在放映八路军夺了鬼子的刺刀，小朱那边紧接着就会稳、准、狠的杀丫个片甲不留。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转换片子的时候，电影里面的人物手起刀落的一瞬间卡了壳。
　　 我们有时还会提着16毫米的提包机下到离部队较远的农场去放电影。提包机家伙不少，可人不多。不像现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U盘就能盛下几十部电影。
　　 部队为了配合时事宣传，在电影开场前总会有个十来分钟的革命宣传片。说是片子，其实就是我们用手绘的幻灯片，再配上我们的现场解说。当时的幻灯机没有电脑接，幻灯片也就是用两块玻璃夹一张透明底片。只有半张手掌大小的空间供我们施展。要是宣传革命形象，我们的电影组长黄新民就像画小人儿书一样，用极细的毛笔把人物和故事在底片上画出来；要是打标语，就用细竹签儿在涂了广告色的玻璃上刻字。组长写艺术字的功底一绝。团里开大会、欢迎上级首长来部队检查工作的标语制作，他不用打草稿，大笔一挥，跟现在电脑上打出来的一样。这样的底板往幻灯机里一插，迷你的图像一下子映在硕大的银幕上，容不得一丁点的粗糙马虎。映前歌曲之后，我们就会操起话筒：
　　 “热烈祝贺我团新训誓师大会胜利召开！”
　　 “向雷峰同志学习！”
　　 “向为部队做出贡献的战友们致敬！”等等。
　　 话音一落，战士们就开始鼓点一样的鼓掌。其实，这个广播员不好当。往往在临映前，我们还在彼此“谦让”。组长是江西人，普通话算是可以，但他有时候为了锻炼我们，就让我们轮流当广播员。我的湖北黄冈方言口音太重，有时候逼得没有办法，赶鸭子上架，操起话筒就喊开了，有人说是“黄普”。不论是什么“普”，当我洪亮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去时，感觉全团的人及当地百姓都在看着我，脸上不禁发起烧来。如今，我能在公共场合发言不怯场，能在培训课上大胆讲解，应与那时候的训练有关。
　　 光阴荏苒，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夜幕下的映画时光时时在我眼前晃动。前天，战友朱春平在微信中还与我谈到那段美好时光。他说：“你在军区《战斗报》去帮助工作的日子，我一个人操作两台放映机。有时候的确忙不过来，就让防化教导大队的老乡来帮忙。”谈起这段经历，仿佛在说着昨天的事情。愿时光不老，愿友谊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