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六个是情同手足的异姓兄弟。
　　 我们都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都来自于农村家庭，都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都在同一所农村学校任教，都有着花样的年华，都长着黝黑的脸庞，都操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都迸发着农村娃刚参加工作时常有的蓬勃激情——多么像一个家庭生出来的六胞胎啊！
　　 老五和我（老六）离家远，在学校自己烧饭吃，四位哥哥的嘴常常插进我俩锅里恣意地吸允，我俩都乐得合不拢嘴，我们在一块哪怕吃糠咽菜也津津有味，边吃边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有絮叨不完的话题。如果有哪天他们的嘴不来“蹭锅”，我俩还会感觉不适应呢，自责是不是照顾不周，惹他们生气了呢？我们六人的衣服随便换着穿，经常会有“马配牛”的奇装异服，既荒唐又别致，让人忍俊不禁。我们该是那个时代的标新立异者，会惹得老教师们的小小唏嘘，这给原来毫无波澜的学校带来了点点浪花。至于外出花钱，我们都争先恐后地付账，那时没有听说过AA制，更没有谁偷奸耍滑地想揩兄弟们的油，哪个付账次数多哪个心里会感到无比的畅快。
　　 有一年，老大的父亲生急病，六个兄弟抬着老人家翻山越岭，星夜疾驰医院，个个湿透了衬衫、磨破了肩膀和双脚，五个兄弟还倾其所有助老大凑齐了医药费，挽救了老人的生命。那时正值秋收，为了让老大能在医院安心伺候老父亲，五个兄弟二话不说都撇下自家的活儿去帮老大家忙乎，手割肩扛背驮，夜以继日，困了倚在草垛头便睡，渴了就灌一肚子井水，饿了就啃几口生红薯。直到颗粒归仓，我们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家。
　　 有谁生病或者有急事不能上课，其余兄弟一定会第一时间顶上，摒弃报酬，无须言谢。我们每天晚上自愿给学生免费补习，节假日也照旧，校园里一年四季书声琅琅。我们还组织学生搞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比如跳绳、拔河、踢毽子、接力跑等，都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破落而寒酸的校园里充满欢声笑语，不乏龙腾虎跃。那时的我们待学生情如弟妹，亲如家人，常常忘记师道尊严，接济贫困、护佑弱小更是自不必说了。稍有闲空我们还研讨教学，取长补短，有时为一个问题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我们风风火火的实干使得这所落后学校的各项工作迅速蹿升至全县前列，颠覆了中专升学率多年为零的屈辱历史，让教育主管们吃惊不小，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在教书育人的征程上旗开得胜，欣喜不已，心里都憋着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
　　 每当我端起茶杯要喝水的时候，那杯壁上喷印的“奖给优秀教师”的朱红楷书就会让我端杯子的手不由自主地停在空中，心生窃喜。我每天都把它放到办公桌最显眼处，让那几个字朝外。它伴随我很多年，最后杯盖老漏水，可我还是舍不得丢弃。它后来被我懵懂无知的孩子打碎了，我为此还大发雷霆呢，其实我知道向一个三岁的孩子火冒三丈实在不该，可我不能自已。
　　 每当我晚上打开笔记本，扉页上两个红堂堂的大字“奖品”也会让我激动不已，白天工作导致的疲惫不堪会被一扫而光，又激情满怀地握紧手中的笔欣然记下人生感悟和工作得失。这本子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汉字，伴随我很多年，在一次搬家时被老婆当做废品扔了。我心痛得和她冷战月余。
　　 虽然后来的荣誉越来越多，但我还是最为怀念那个杯子和那个本子给我带来的第一次荣誉。可见我是一个没有宏大志向的人，好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物件牵肠挂肚，甚而感慨万千。
　　 兄弟们有时也做点同仇敌忾的傻事。有一次老二去镇上办事，遇街霸欺侮老实巴交的乡亲，他上前制止，被街霸群殴一顿。我们都愤愤不平，群策群力，最终寻到机会，稳准狠地教训了对方。对方感觉遇到了强硬的对手——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不得不请求和解，并主动赔礼道歉。在那个土痞子横行的时代，仅靠公安机关的打击有时是难以奏效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许是必要的，是及时的，更是解恨和解气的。我们后来也自我戏谑：孔子的弟子咋能做出“不仁”之举呢？我们也理直气壮地自圆：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天晚上我们举杯痛饮，颇有梁山好汉锄奸铲恶后的豪迈。
　　 生活清苦，娱乐匮乏，打乒乓球成了我们不错的选择，不过那球台破败不堪，球网也是我们用砖块临时拼接充当的。老大、老二打得精湛，在我看来他们的技术已至神出鬼没了。老三、老四水平稍逊，不过也是佼佼者了。老五和我都是菜鸟，不过在哥哥们悉心栽培下我俩进步很快，但自始至终只能是模仿，从来未超越。每到周末都进行循环赛，决赛者毫无悬念的是老大和老二，届时大家无一缺席，我带头擂鼓助威——把个脸盆或者铁桶敲得震天响。当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球被拍死的时候，大家蹦得要上屋顶了，扬起的灰尘附着在每个人的脸上，被汗水冲出道道沟壑，每张脸都像一副生动的山水画，展现出无限的滑稽和快意。这激动绝不亚于奥运健儿获奖瞬间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赛后，弄几个小菜——萝卜白菜花生米之类，加一瓶烧酒，老大带领我们于豪饮中狂欢——这是我们的狂欢节。当然，这样的比赛前四名定然没有老五和我的份，畏畏缩缩的我俩会被哥哥们三下五除二地斩下马来。不过也好，早早被淘汰可以作心花怒放的旁观者，作津津乐道的评论家，去享受后面精彩纷呈的赛程。不过，四个哥哥不在的时候，我俩也敢热火朝天地切磋技艺，为争夺两个人的冠军而明火执仗地搏杀，使出偷学的阴招和怪技，斗智斗勇，拼尽洪荒之力。我俩啊，无论谁输了都懊悔不已，喋喋不休地痛恨自己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痛斥对方偷袭计谋的奸诈阴险，痛惜自己输得忒冤枉了，誓言在下次的搏杀中定要报仇雪恨。哈——哈！
　　 学校里有一副瘫痪已经的篮球架，经我们多次悉心修理之后，才勉强站了起来，不情愿地为我们服务。戴着近视眼镜的我弱不禁风，所以篮球场上尽是哥哥们的飒爽英姿。不过，我也不闲着，站在旁边摇旗呐喊，为每一个进球欢呼雀跃，并指手画脚地作裁判，我单薄的身影在两个篮球架之间风一般飘移。赛后，我的小结也头头是道——内线的问题、外线的缺憾都看得分明，析得精到，至于改进措施也颇有见地。我即是队长，也是教练，还是裁判，又是领队，兼管后勤……尽管我不能上场拼杀，可你能说我不辛苦？当然，为兄弟们服务，我以苦为乐，不像那副摇摇欲倒的篮球架。
　　 四年中，有四个哥哥结婚，大家同去祝贺。
　　 八年后，兄弟们境况如何，互相已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为生计而各奔东西了。
　　 十年过去了，弟兄六人在新的圈子内集聚着新的人气，无暇追忆和留恋昔日的时光了。
　　 二十年过去了，兄弟之间的印象已经模糊，只余点滴的轮廓了，那手足之情也尘封了很久，似一张发黄的黑白照被掖在了发霉的草席底下。
　　 老大的父亲去世了，他突然想起五个兄弟，要通知我们，因为当年我们誓言六人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的父亲去世了，也便如我们的父亲去世了，不通知我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事后还会遭到我们的责怪。他费尽周折才联系上我们，久违的六兄弟又重聚。在一片唏嘘和感慨中，我了解到，老大早已是校长了——单位里名副其实的老大，学校里的阴风怪浪被他大手一挥就抹平，个别刺头在他面前都被整治得服服帖帖，小青年更是被他一览众山小，他在学校如闲庭信步，偏安一隅赛神仙，他那下坠的双腮常常被酒精浸润得红扑扑。老二呢，转了行，在行政上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已经在外地晋升为县长了，只在书记一人之下，而居百万大众之上。老三倒插门，他岳父是镇上豪门望族的掌舵人——人送雅号“震三江”，镇里的一二把手都要让他岳父三分，老三身为岳父的半拉儿，又是那个圈子里最有文化的人，自然当仁不让地成了岳父家族里军师级人物，他在当地那是要风来风要雨落雨的俊杰。老四呢，老婆做生意，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已经大发了，他手上的那枚宝石钻戒熠熠生辉，晃我眼睛，他俨然成了老婆的经理人，经常与五湖四海的朋友在歌厅舞池中盘桓，通宵达旦，万儿八千的开销一挥而就，眼也不眨，酒酣耳热之后侃侃而谈，让他的那帮哥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一张谈经论道的好嘴，没有成为演说家实在屈才，没有成为教育家实在是我们教育的损失。老五呢，老婆下岗，多子，父母年迈多病，经济吃紧，不得不放下儒雅的身段搞点副业，在补习培训之类的“文化输出事业”上干得如火如荼，挣了不少真金白银，偶有空闲就吟诗作赋、习练书法篆刻、召集文友开赏析会，谈风雅论古今滔滔不绝，莫测高深，一派仙风鹤骨的范儿。木讷的我调到一所穷僻学校搞教务，人还是精瘦苗条状，比起大肚翩翩、光鲜亮丽的哥哥们，如“古道西风瘦马”，尽显猥琐干瘪。对哥哥们的高谈阔论，我只有点头附和的份儿，当年在球场边欢呼雀跃和手舞足蹈的勃勃稚气尽逝。
　　 分别时，大家互留号码，说今后常联系。
　　 后来，我耳闻四个哥哥逢年过节或者闲暇无事时会相约到老二家小聚小酌，老二家有永远喝不完的好酒，许多牌子我都闻所未闻。他们淡忘了我，不过也怪不得他们，我的学校太偏僻，怪就怪这里的穷山恶水吧。
　　 三十年后，老二娶儿媳妇，老大带领我们去道贺，六人又聚首。五个哥哥富态得变了形，像吹饱的气球，原来的轮廓被无限突破，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努力地搜索，可再也找不到当初农村娃的点滴痕迹。我还是我行我素的干瘪，在五个哥哥看来我那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必然结果。谈话间，大家都称赞老大的稳重和练达，佩服老二的才干和抱负，欣赏老三的机敏和逍遥，羡慕老四的潇洒和殷实，也敬重老五的聪慧且高雅。我呢，朽在山沟沟里，像深壑里的枯叶于黯然中散发着阵阵腐酸，他们对我找不到合适的溢美之词。我也不能怪哥哥们，我确实没有可溢美之处，如果他们违心地高抬我，我会汗不敢出，生出几多别扭和难受的。
　　 那年寒假，老二特邀兄弟们参加市政建设研讨会——老二擢升为市长了，他让秘书把我们安排在翠萍湖畔的心怡山庄休息。四个哥哥如约而至，开着崭新的爱车，蜷曲着从车里钻出来，舒展开后都翩翩然，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我呀坐市内公交车到山庄门口的站台下，急匆匆往里赶，被门卫拦住，费尽口舌不让进，最后不得不烦劳老二的秘书来领我。
　　 休闲三天后，老二才带我们去市政会议大厅参会。他是想让我们开一下眼界、阔一点胸襟、学一点管理吗？这对孤陋寡闻的我十分必要。
　　 会场里济济一堂，主席台上就坐的是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
　　 我们兄弟五个坐在台下的特邀贵宾席上。
　　 会议前六项都是各级领导的“指示”、“期待”和“强调”，洋洋洒洒、热热闹闹地耗了半天，我们被动拍手几十次。下午进行的第七项才切入正题，是对城市规划的阐释。那个发言的青年专家理念新颖别致，观点朴实高雅，既实事求是、切中本市的困境，又有开拓眼光和前瞻气概，振奋人心，迎来阵阵掌声。第八项是对贫困山区农村教育的研讨，主持人宣读发言人的名字，与我同名，哥哥们一阵窃笑。我从座位上站起，径直走上发言台，撇开发言稿，从十个方面言简意赅地阐述了贫困山区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源和改善的具体措施，并以我自己三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为例证，句句真诚，字字恳切，切中时弊，发自肺腑，台下不断爆发掌声。发言完毕，工作人员再次邀请我坐在主席台专家席的那个空位上——椅背上贴着我的名字，我很不习惯地服从了。
　　 会后，哥哥们神情僵硬地向我道喜，佩服我的“潜伏”精神。我羞怯地笑了又笑。
　　 在道别的时候，那个年轻又朴实的城市规划专家向我走来，笑盈盈地说，爸，你咋回去呢？
　　 兄弟们面面相觑。
　　 我赶忙介绍，他是我儿子，学城市规划的，一直在外面忙乎，我都两年没见这臭小子了，不想在这里凑巧碰到了。
　　 啊？！五个哥哥异口同声地惊呼。
　　 哥哥们和我儿子热情地握手。我羞怯地站在一旁。
　　 我婉拒了哥哥们的专车相送，坐公交回到山沟沟里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