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电脑桌旁看着三个大书橱发愁，5年前因拆迁搬出老屋时已经痛下决心淘汰了二百多斤的书，如今三个书橱里面不仅塞得满满的，书橱的上面也堆放了两层多高。回迁房是多层楼房，而书房只有原来老屋书房的一半大小，并且还必须放一张单人床，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电脑桌。我左规划又布置只能放下两个书橱。
　　 儿子看着发愣地我问：“爸，这些书还都搬吗？”我看了他一眼没有吭声，我在想淘汰哪些书。儿子又说：“32年前你从新疆到山东就拉了三大箱子书，现在五箱子也装不下，还都往楼上搬？”是的，32年前从乌鲁木齐调回山东时考虑到托运问题，就淘汰过一次书。说起这事，不由地使我想起被淘汰的那些书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不便。这便是我这次淘汰书的原则，就是我的日记、笔记和有我发表作品的书和杂志、革命领袖著作必须全部搬走，要淘汰的书也只能从其它类书籍中视情况而淘汰了。
　　 日记本、工作日记本、日记帐本、工作笔记（主要是工作计划安排、会议记录、听报告记录）和听课笔记、读书笔记等六大类个人手迹本，就我而言，它是最为珍贵的。说它珍贵，因为没有了它，它就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了。因为它们都是孤本。就这一点来说，它比名著还珍贵、重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教训的：我原来有一套世界名著，雨果的《悲惨世界》，但上世纪90年代被一个朋友借去看，给丢了。后来我想再看看其中的一些章节，就到书店又买了一套回来，只不过是再花几个钱的事，但《悲惨世界》又回到了我的书房。我的一套历史名著《水浒传》，被一位朋友拿去看也是有去无回，我只好到书店再买一套回来。
　　 但是，个人手迹就不同了，一旦没了，就是永远的痛。1963年，我在部队曾经当过半年的司务长，因为坦克连队那时只配司务长，不像步兵连队还配有上司专门买菜等采购事宜。所以，我只得记“日记帐”。所谓日记帐，就是我所采购的物品，不分类别，均按日期先后记载下来。然后每满一个月，就根据日记帐的记载做一次总帐，并用这个给连队一个月公布一次帐目，这叫经济民主和公开。此后这个日记帐也就没用了，别的司务长多是付之一炬了事。由于我喜欢搞点创作，再加本来就爱写日记，我便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十几年后，我想写一篇反映那个时候生活水平的文章，可怎么也找不到那六个月的日记帐了。那上面详细记载了1963年的某月某日，采购各种副食品和粮油的价格。可这种“日记帐”我到哪里去买呢？
　　 日记和工作笔记的内容再现历史的作用不是什么书籍可以替代的。我书房里存放最早的日记本，是父亲送给我的红色布面硬壳笔记本。封面上方写着“学习与工作”五个草体字，笔画压模后涂为白色，特别醒目亮丽；下方是天安门城楼和华表，还有三只在飞翔的和平鸽，靠左边还有一个比天安门高出一倍的尖顶楼，楼尖上饰有一个五角星，相似上海外滩的建筑。这些图案全是压模出来，显得特别庄严宏伟。扉页上印着“1953”（年）。笔记正文开始前，是五张革命伟人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伟人像的背面是语录，马克思、恩格斯像背后的语录摘自“苏联共产党史结束语”：“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完全不是说要读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为了精通马列主义理论，首先就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和实质区别清楚”，“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的语录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向自己提出革新我们国家机关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是学习，然后就来检查，使得科学在我们这里不再是死板的教条和时髦的漂亮话。……”毛泽东的语录是：“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当时这个红本本到我手的时候，我只有十四岁，还不懂这些文字的意义，但当我十七岁把它带进军营之后，它便成了我成长的阳光雨露和思想武器。应该说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虽然在领袖的著作里都能找到，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仅六年的时候，就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不能不说这是我一生的荣幸。我感谢父亲给了我一本这么有意义的笔记本。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我在笔记本中间的一个页面上，发现了父亲的四行手迹，是关于地排车价格和分配情况的记载：1956年3月16日，天宫庙乡分配农业生产合作社地排车四辆：岳喜成地排车价85元，申自连地排车价90元，岳银修地排车价90元，陈先德地排车价60元。看了这个，不禁让我想起我们家那辆多余的“怨样把”地排车，即两个车把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右把平直正常，而左把却45度翘了起来，这实际上就是一辆不合格的地排车。当时我就奇怪，父亲为什么要买一辆根本用不着的碍眼地排车呢？看了这个我才明白：虽然这辆地排车比最贵的少30元，也不会有人要，因为实在不好用。但作为农业合作社会计的父亲，虽然家里没有用地排车跑运输的人，他还是用60元钱把这辆无人要的地排车买了下来。目的一定是为了减少公家的损失。那时候的地排车主要是用来搞运输挣钱的工具，不像70、80年代后，地排车主要是农用。当然现在地排车基本绝迹有些年头了。但看了这个记载，像看到了一生都光明磊落和大公无私的父亲。那辆一直都没派上用场的残废地排车，直到1958年我从学校入伍离开家时，它都静静地呆在后院的墙根下。没有这个记载，看不到这个记载，父亲为什么要买一辆“残废”的地排车，对我将是一个永远的谜。它的这个作用，不是书籍可以解决的。这正是它的珍贵之处。
　　 我真正记日记和写笔记，是从1960年在坦克教导营当班长时开始的，用的就是父亲送给我的这个红本本，到退休42年过去，共写了50本之多，是我书房里的一个重要“家族”。
　　 其次不能淘汰的是发表有自己作品的杂志和书籍。特别是杂志，都是期刊，每期的发行量基本都是根据订户数确定的，一旦失去也很难找回来。不管是书籍还是杂志，不能淘汰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因为那里有难以割舍的“子女”情缘——自己的作品。一旦失去，就会牵肠挂肚的痛。这类书籍和杂志也有近百册，是我书房里的又一个重要亮丽“家族”。
　　 革命导师的著作更是不能丢，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二、三、四卷；《列宁选集》一、二、三、四卷；《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五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之类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必须完整保存的。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献将伴随我一生，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岂能淘汰。
　　 真正让我决心淘汰的书，实际上就是让我书房迅速膨胀的那些书。这些书多是摊派来的，像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出的书，像有些地区为了招商引资出的书，像一些宣扬当权者功绩的书。这些书的最大特点是华而不实，大而空，印刷精美，造价高。多是铜版纸印刷，图片占据大部分，分量重。有的一部书可达四斤多重，最重的有六斤重。既没有实用价值，又是书房的累赘，理当淘汰。
　　 这样一来，不管是八大历史名著，还是十大历史名著，不管是鲁迅全集，还是契科夫小说选集，不管是史书，还是哲学著作，都还是我书房里离不开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