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鼓噪下，日本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于2012年9月11日宣布“国有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窥伺在侧，暴出冷拳的时机有着惊人的相似点：趁慈禧六十大寿，后起的小国日本挑战亚洲第一清朝海军一击即中；趁袁世凯与革命党鏖战正酣，逼迫精熟对日外交的老练政治家签下亡国的“二十一条”；趁国共合作即将成功，日本发动全面战争以图扩大在华利益；趁大陆与台湾争夺联合国代表权，日本趁机窃占钓鱼岛……回顾近代史，日本屡屡发难又屡屡“得手”，其时机把握不可谓不精准，短期斩获不可谓不丰厚，但是长远来看，国际舞台上的日本真的赢了吗？
　　 中日两国间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然而，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却起伏不定、麻烦不断，国民之间信任度、好感度也在下滑。不但日本右翼势力不时兴风作浪，而且日本政府高官们也常常掀起危害中国主权利益的逆流。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打开这面镜子，照一照历史上日本的对华心态。
　　
　　 一、小岛国：怀有岛国心态和神国心态，对华既仰慕，又嫉妒
　　 古代日本人怀有岛国心态和神国心态，兼有自卑与自大交错的双重心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仰慕、仿效中华文化，一方面又不甘心边缘地位，企图与中国平起平坐以至分庭抗礼。例如7世纪初圣德太子努力吸收中华文化、仿行中华制度，在日本推行改革，同时又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做小动作，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19世纪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强冲击，幕府末期一些思想家既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又鼓吹对外扩张。如佐藤信渊在1823年写成《宇内混同秘策》，宣称“皇国为天地间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他傲慢地断言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幕末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同时也鼓吹对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他提出失之英俄者，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吉田松阴在一封信中建议要“收琉球，取朝鲜，摧满洲，压支那（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妄想实现丰臣秀吉未竟之业。这种“海外雄飞论”成为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思想源流。
　　 日本民治疗维新以后，国力日盛，他们便开始了有了扩张的愿望，清政府的腐败，给日本人机会，后起的小国日本挑战亚洲第一清朝海军一击即中，开始了他们掘取在华利益的开始。《马关条约》还使日本成了亚洲暴发户，依仗从中国掠夺的巨额赔款，日本扩军备战，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实现向帝国主义过渡。不久又发动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夺取了东亚霸权。日本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日本开始了对华利益的掘取，中国内混，日本人通过种种手段掘取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又进一步开始了他们侵略亚洲诸国的野心。
　　
　　 二、矛盾心态：史上日本人的对华心态——从畏惧到仇视
　　 唐代，中国国力强盛，日本人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实际上，明治初年日本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但经过1874年侵台事件，1879年吞并琉球等试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协软弱之底细，滋长了轻华、侵华之野心。中国北洋舰队访日时，定远、镇远等巨型铁甲舰曾吓日本一跳，刺激日本朝野勒紧裤带发展海军，几年后海军实力已赶上中国。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小川又次局长已暗地里制订了《清国征讨策》，主张日本宜乘中国“兵力尚弱，折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得动弹”。并建议“将中国分裂为数国，始得确保日本之独立”。果然，在1894年日本终于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拐点，从此中日完全处于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战胜者、征服者自居，蔑视中国。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却步步进逼，以至李鸿章说“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凶相毕露答道：“尚未下咽，饥甚。”《马关条约》还使日本成了亚洲暴发户，依仗从中国掠夺的巨额赔款，日本扩军备战，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实现向帝国主义过渡。不久又发动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夺取了东亚霸权。
　　 日本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不断膨胀。1889年首相山县有朋已把“经略大陆”定为国策，然后又提出“保卫利益线”侵略理论只要哪里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所谓利益线就可以推进到那里。1910年果然吞并了朝鲜为其殖民地。
　　 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日本统治集团当然不愿自己侵略掠夺的对象通过革命成为独立富强之国，也害怕中国的共和革命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和殖民统治。前首相山县有朋一语道破他们此时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辛亥革命抱仇视和敌对的态度，可见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三、尚武的民族：日本服硬，不服输
　　 日本和中国友好往来时，都是被中国打服、册封时，比如：依、唐朝高宗时期，日本入侵朝鲜，被唐军击败后日本开始向中国称臣，并派遣唐使来中国。贰、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再次入侵朝鲜，断断续续打了七年，日军再次败北，然后德川家康开始和中国来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他们开始与中国有了经济与文化的往来。
　　 80年代，在中国播放过一部叫做《姿三四郎》的日剧，那里面的柔道家“姿三四郎”代表着日本的正义一方，然而，不论姿三四郎如何忍让和规劝“邪恶的对手”，对手，最后，还是因为败了在了姿三四郎的武功下而“顿然醒悟”，姿三四郎的对手无一不是先被姿三四郎用武力征服的，而且是心服口服，服服帖帖。
　　 显然，和日本这样的民族讲道理和讲斯文是没用的，对于这样尚武的民族，只有用武力征服了它，它才服你，不然它总是狼子野心不死，总想伺机挑衅。
　　 8月15日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日本理应好好规划一下如何改善同邻国的关系，为亚洲和平稳定做点有益之事。然而，这个无力走出侵略战争阴影、心浮气躁的国家，同时在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上，制造了新的麻烦。
　　 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政策由压制打击转为扶植支持。美国占领军既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又包庇袒护战争罪犯，还削减战争赔偿。美国还给日本美元贷款，并与日本订立军事同盟，提供安全保护伞，把日本作为美国和西方阵营在亚洲的反共反华前哨基地。
　　 在得到美国庇护又没有对天皇和军国主义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尽管有一批正义人士和战俘、老兵怀有负罪感和赎罪心理，但相当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形成了对战争罪责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用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掩盖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同时大肆宣传原子弹对日本的破坏，强化日本人战争受害者心理，淡化甚至抹杀日本人战争加害者心理；另一方面右翼势力和一些政客、学者、媒体还在制造各种理论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甚至评功摆好。如散布大东亚战争是“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日本侵略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东京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等等。这些谬论和谎言成了不认罪心态的所谓理论支撑。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重新崛起，特别是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些日本人开始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心理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三部《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不仅否认侵略战争罪行，而且鄙视和攻击中国及其他国家。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日本人害怕中国强大，在日本年轻人的印象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正在迅速发展，不论是经济或是军事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国。这样的状况相比起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从二十多年前的日本去看中国，当时的中国是需要帮助的，日本人认为在亚洲地区他们有责任帮助像中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为了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只是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日本则会将中国当成是竞争对手。
　　 日本人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恐惧，这里的恐惧带有焦虑的情绪。中国人不会忘记日本侵华的耻辱，而日本则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慌和害怕。中国在日本眼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弱国，中国一直有一些日本所尊重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