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广播电视局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听说你收到举报信了？第一行就写了，各位市县领导，你们好。把你当成市县领导了？”
　　 “你听谁说的？开什么玩笑呀。”我想知道他的信息来源。
　　 “你收到一封信，在你的办公桌上放着，信封是打印的字体，对吧？”看起来人家知道的够清楚了。于是我就说：
　　 “我烧了，看那信也没有多少意思。没有署名，就是匿名信的。市县领导也可能收到了，可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的。我是没有权力批示的。”
　　 “里边写了什么？给咱们透露一些情况吧。”
　　 “我也不知道信里边的内容是真是假，就不说了吧。”我不想传播不可靠的信息。
　　 “听说信里边写的大贪官有八个情妇，七套房，问题还不小的。”
　　 “你调查清楚了，是八个情妇吗？也许有十八个情妇呢？七套房，也许前几天卖了一套房呢？你能说得清楚吗？匿名信，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想提这一个匿名信的事情了。好吧。”我的话，对方已经知道了。
　　 “好吧，我也不为难你了。你不想说就算了吧。”
　　 同事听了，就说：“这是谁传出去的？我没有说出去呀。”
　　 “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爱传出去，他就传出去吧。”我有了一些无奈的。
　　 一周时间，就有五个人打电话问我这一次来信的事情，有六个见面给我提起这一件来信的事。其中一个还说：“咱们俩的关系这么好，你必须把那一封信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信里边到底写的真不真？”
　　 “我烧了，怎么给你拿出来。你要想看，就去广播电视局说一下，谁给我来的信，就说我把信烧了，叫他们再给你邮寄一份，直接给你一份，也省了邮寄费的。”我给他指了一个看信的途径。
　　 “我不知道谁给你来的信呀。”
　　 “我也不知道谁给我来的信。信封上没有看出来谁写的，信里边也没有看出来谁写的，就是匿名信的。”
　　 “他们给你邮寄举报信，不给我邮寄一份，真不够意思呀。”看起来了，他看不到这一封举报信就有了一些失意的。
　　
　　 周一刚开过会，任主席就把我叫过去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说：“你来文联半年了吧？县领导给你调入文联了，工资高了，你还不满意呀？你在市中级法院又上诉了，全市七八个县几十万从部队回来的，只有你一个人，把广电局局长起诉到法院了。你看看你办的是什么事？这不是瞎胡来吗？”
　　 “我先说一下，在法院第一次叫起诉。我找人写了起诉状，法院立案了，法官看了起诉状，要审理，半年时间，法院驳回起诉了。当时法官给我说：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可以上诉市中级法院的。我有不同意见，就听法官的话，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了。县领导给我调入文联之后，中级法院给我联系，我不能不去吧？过了半年时间，中级法院给我一个裁定，告诉我：如果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的。你说我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应该去省高级法院申诉？”
　　 “如果省高级法院给你一个文件，你不同意，你是不是还要到北京去找最高法院呀？”任主席看着我问。
　　 “电视台、报纸报道过一些冤案，有的人，就去了北京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后不是无罪释放了吗？”我看着任主席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
　　 “你说的是，你去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也是有道理的。你来文联还干工作不干了？”
　　 “我干工作呀。如果法院需要去，我请假，你不同意请假，我找县领导请假。谁没有需要请假的事情？”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
　　 “你不怕麻烦，你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吧。”任主席同意了我的观点。
　　 “自然主席您同意我去法院了，刚才说我瞎胡来，是怎么回事？”我这一个问话，任主席就沉默了一会儿，提高了声音说：
　　 “不是我说你瞎胡来的。是宣传部周部长说你瞎胡来的。”任主席说了这话，马上站起来就要出门。
　　 “我到中国的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周部长说我瞎胡来，他想叫我去哪一国的法院去？我现在就找他去。”我也站起来准备离开主席办公室。
　　 “好吧，你去找周部长说一说，也好。”
　　 我找了四次，才找到了周部长。我简单说了情况，周部长说：“我没有说你瞎胡来的。你需要请假，就按照规定请假，需要宣传部提供方便，尽量给您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听了周部长的话，就心里有了数。
　　 法院的审理，也是排队的，我问了一些情况，按照一般惯例，在市中级法院交费之后，也是需要几个月时间，甚至半年时间的。我就耐心等着吧。
　　
　　 我平静下来一周多时间，早晨七点五十分，电视台记者郭德洲打电话给我说：“你干什么呢？”
　　 “正在上班路上呀，马上就到文联办公室了。”
　　 “有一个事情，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郭德洲说话的声音很美，我听出来是笑着说的。
　　 “这么高兴？什么好事吗？”
　　 “电视台大门口，贴着一个大字报，好几个人正在看呢？”
　　 “写的是什么？你去看一看，有什么内容，一会儿给我说一下。”
　　 “看不到了，办公室的人来了，给撕下来拿走了。你知道谁弄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平静地说。
　　 “不知道，就算了吧。”郭德洲挂了电话。
　　 我到了单位，就见到了一个在大院门口吃早点的熟人，他笑着说：
　　 “你赶快去看看，开封包子楼门旁边，有一个大字报，写的是广播电视局的举报材料，好几个人在那里看呢。”
　　 我马上走过去，一看已经没有了大字报。我问：“我听说这地方贴着一个大字报的，谁看到了？”
　　 一个路人微笑着说：“你来晚了，刚才来了几个保安，给揭走了。大字报上写了八个情妇，七套房，三个门店的。”
　　 我问了保安，一个认识我的保安，小声给我说：“领导叫我们的保安找了一下，大门周围，找到了十多张，揭下来全部给领导上交了。”
　　 晚上，郭德洲给我打电话说：“电台后门，也有一张大字报的。张德国看了就大声读：大贪官八个情妇，七套房，三个门店……，正在读着，背后来人踢了他一脚。他回过头看了一下，认识，是局长提拔起来的黎股长。他问，你踢我干什么？黎股长说：你赶快读吧。张德国再转身看大字报，已经不见了。几个人低声说：你读什么？等着领导批你吧。”
　　 第二天，广播电视局电视台的编辑记者就在采访的时候，听到了这一个大字报的传闻。其中涉及到了广播电视局内部的女人，就不高兴了。有的女人很生气，骂骂咧咧地说：“我要是知道了是谁写的，我打死他个龟孙子。”
　　 有的女人就沉默了，低着头走路，低着头做事，没有了往日的喜笑颜开和欢声笑语。
　　 局长当然也黑着脸，没有了往日的优越感。副局长们也沉默了许多。和局长关系好的人，非常生气；和局长有矛盾的人，就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平时不那么说话的大多数，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三位女记者见了我，微笑着说：“你离开广电局电视台了，跳出了火坑。你看现在广电局成什么了？昨天早晨，大家议论的大字报，你知道吧？”
　　 “郭德洲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电视台门口有了大字报。我叫他看了给我说一下。他说前边人多，自己近视，想向前挤一下看清楚，还没有看到，就被办公室的人撕下来拿走了。”我说了自己的第一次信息来源。
　　 “你要是想办法能拿到一份，给咱们看看长一点见识吧。”女记者也是有好奇心的。
　　 “好吧，如果我拿到了，就给你们打电话说一下。”
　　 大字报的事情，过去两周时间，大家几乎快要忘记了。我也快要忘记这一件事了。是文联任主席给我谈话，让我再一次气愤并且激动起来了。
　　 周一上午开会才几分钟。会后任主席把我叫到主席办公室，好像有一些神秘地说：“广播电视局，你的老单位。出了一个稀奇事，你知道吧？”
　　 “什么稀奇事？我不知道的。”
　　 “大字报的事情。”
　　 “这一件事，十几天了呀，我听说过了。”我平静地说。
　　 “你知道是谁弄得吧？”
　　 “不知道啊。”我还是平静地说。
　　 “我问过了文联十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的。难道说你也不知道吗？”任主席说着就提高了声音。
　　 “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必须要知道？我是他们的老师？”我对任主席这样的口气有了兴趣。
　　 任主席马上提高了声音，质问道：“大字报是不是你弄的？！”
　　 这一个质问，激怒了我。我马上大声说：“你写清楚，给我签字。我马上报案，叫公安局来破案。”
　　 “不是你弄的，就算了吧。破什么案？我问了文联的人，他们都不说破案。我问你多了吗？”任主席声音低了下来。
　　 “你看见我弄大字报了？谁叫你问我的？是书记、县长叫你来问我的？”我生气的问他。
　　 “我的同学在检察院门口看见广电局的大字报了，不是你就算了吧。大字报和文联的同志没有关系，我也就放心了。”
　　 “你放心不行呀，我的心里还有气呢。你把你的同学叫过来，我叫民警来问他，只要破了案，就无人怀疑我了。”我真想马上破案，证明自己和大字报没有一点关系的。
　　 “现在我就相信你了。你马上干自己的工作去吧。我也要去新天地宾馆开会了。”任主席放了一炮，自己就没有事了。
　　 “我会想办法给你破案的。你不说你的同学是谁，我也可以有办法的。”我的自信，让任主席很满意，他微笑着说：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任主席说完就下楼走了。
　　 我回到我的办公桌旁边，同事就嘻嘻哈哈的说：
　　 “也可能有好消息，也可能有坏消息的。”
　　 我也气愤地说：“脑子进水的人，才每一天怀疑我弄大字报的。”
　　 同事笑着说：“任主席这么关心广电局的事情，他的孩子还在广电局上班的。大字报是举报广电局局长的，他要是审问你，认定是你弄的大字报，广电局局长就好感谢他这一个神探的。”
　　 我也想到了任主席和广电局领导的这一层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