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我三哥应征入伍。入伍前三哥兼任大队送报员，每月有九元津贴。
　　 当时农村收入普遍低，一个全劳力出满勤，风里来雨里去，累死累活，一个月也挣不了九元钱。当村里人听说我三哥当兵去了，天黑后就有人偷偷地拎了点土产去敲大队支书或大队长家的门，想谋这份工作。
　　 可大队会议上一致认为，我三哥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当兵保家卫国，这是我家的光荣。这份送报员的工作，哥哥走了就由弟弟接替。于是村里很多年轻人打消了这个念头，羡慕地看我背上绿色的大邮包，骑着自行车，满大队转。
　　 按理说，我只要每天将本大队的所有报纸、信件，挨家挨户发送完毕，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用不着再到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可那时，我那年迈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每天听到生产队长吹响上工的哨子，就扛起劳动工具急匆匆地直奔社场，等待队长派活。我的嫂子们、妹妹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赤日炎炎还是三九严寒，一天也不舍得休息。毕竟，少出一个工就少一天的收入。全家人都在大田里劳动，我怎能坐在家里享清福？于是我像三哥那样，每天照常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利用休息时间送报。这样，我家就多了一份收入。
　　 每天早晨吃过早饭，我骑上自行车直奔镇上的邮电局，将已经分拣好的报纸、平信、挂号信、包裹等一一验收，放进绿色邮包里，回家，然后跟家人一起出工。中午收工，妹妹铡草喂猪，母亲淘米做饭，父亲修理农具，我则推出自行车，背着沉重的绿色大邮包，利用这午休两小时，开始送报。
　　 那时，我所在的生产大队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下辖十七个生产队，五、六百户人家。如果是晴天，我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土路上左穿右插，在老宅新居间前拐后转，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车子蹬得飞快，一小时即可送完。然而遇到下雨天，土路被雨水浸润，泥泞黏湿，别说骑车，就是穿着雨鞋走路也得一步三滑。车不能骑了，只好徒步。这一圈兜下来至少得三小时！好在下雨天不能干农活，我有足够的时间去送报纸。
　　 最恼人的是，出门时天还好好的，骑到半路突然下起雨来，被雨浸泡过的土路立即泥泞不堪，根本不能骑车。那就推着车走吧，可车轮粘起一块又一块烂泥，很快就将链条箱、前后车轴、前后挡泥板糊得严严实实，自行车成了一大坨又笨又重又脏的泥疙瘩。我只好在雨中就手折些树枝、竹片，将糊满车身上的烂泥刮擦掉。然而推着走不了几步，车子又成了泥疙瘩。没办法，只得将刮擦干净的自行车扛在肩上，在雨中继续走路。于是，我在乡亲们的眼里成了一只可笑的泥猴。那种狼狈、辛苦、怨恨，真是一言难尽。回到家里，我往往将自行车狠狠地摔在当院，含着眼泪大声嚷嚷：“不干了不干了，给我九十元也不干了。谁要干我就让给他！”
　　 父亲长叹一声，什么话也没说。母亲立即迎出来，扶起自行车，回头喊我妹妹：“快把饭菜端上来，你小哥饿坏了。”
　　 其实我也就气急了，发发牢骚而已。真把这份工作让给别人，别说父母不同意，我也不舍得。毕竟每月有九元钱呢。又不是天天下雨。再说，庄稼人谁没推着重车挑着重担在雨中走个十里八里的呢？
　　 按规定，报纸要送到每个生产队的读报员家里。如果读报员家里正巧没人，我就将一叠报纸放在他家堂屋的饭桌上，转身就走。如果读报员家门关着，我就将报纸送到该队的队长家。但平信、挂号信、包裹等邮件，有的要签收，必须送到收件人手里。
　　 一个月下来，全大队的社员大多认得我了。每当我骑车经过村庄，往往听到大妈大嫂们在背后议论我：“这小伙子是某某的儿子。他两个哥哥都当过兵，还有个哥是大学生呢。”
　　 可我对这些议论置若罔闻，却把眼神偷偷地聚焦在那些豆蔻花开的姑娘们身上，经过她们时总要多看两眼。如果从她们身边擦过，似乎能闻到一股花露水的香味。
　　 我记得五队有个姑娘，脸长得俊俏，身材苗条，穿着也不错。在我眼里，她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每次穿过她所在的村庄，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扫描她家的门口。如果她正在院子里做家务，我会目不斜视，一本正经地摁几下铃声，从她家门前飞驶而过。如果看不到她的影子，我心里就会若有所失。有一次，我大大方方地在她家院子里停下车，那姑娘的脸立即涨成一朵桃花，美丽的凤眼里闪烁着疑惑。她看到我向她走近，就站在门里，扶着门框，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的脚尖。我赶紧从邮包里掏出一封信，努力调节好自己的呼吸，将信递给她：“我问过邻居了，说这信是你的。”她这才抬起头，大胆地盯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从我手上接过信，轻轻地说了句：“哦，是我爸来的信。”
　　 原来她爸是有工作的，这消息使我很感兴趣。回到家里问父亲可知道这姑娘？父亲说知道，她爷爷解放前是地主，她家成分不好。
　　 不久后，我离开了老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有一次，我将一张汇款单交给一个老奶奶，正要离开，老奶奶喊住了我：“我说你这个小伙子，都说你识文断字，态度也好。麻烦你给我看看这汇款单上写的是些啥？”
　　 我接过汇款单子，原来是她儿子写的留言，不外乎关心老母亲的生活起居。还说过年时要回家看望老母亲。
　　 那个老奶奶听我读了一遍，不过瘾，恳求我能不能再读一遍给她听。于是我逐字逐句地边读边解释给她听。她听完后，撩起土布衣襟擦了擦自己的眼睛，叹口气道：“唉，路程遥远呀，儿子、媳妇、孙子仨人，三年没回来了，弗晓得他们在那边过得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小伙子，挡（浪费）你辰光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送一封挂号信给三队一个黄姓中年女社员，当时她正在厨房间灶后烧火做饭。瞥见我刚在她家门口下车，她就扔下手里的柴火，快步走到我面前，一脸期待地伸出右手接信，接着撕开信封，抽出信纸，迫不及待地读起信来。
　　 就在我飞身上车继续赶路时，听到她在我身后惊叫了一声，接着就哭嚎起来：“天老爷呀，你眼瞎了吗？这下我没有活路了！”
　　 尽管我很好奇，但我知道别人家的隐私还是别打听的好。于是我紧蹬几脚，将她的哭声丢在脑后，继续赶路。
　　 第二天上午下地干活，社员们纷纷议论说昨晚三队有个女的突然想不开，喝乐果自杀了。我想，会不会是那个收信的女社员呢？中午时我骑车特地经过她家，只见屋里院外都是人。那女的头外脚里，躺在堂屋中间的门板上，头前的破铁锅里正在烧纸钱，脚边点了支白蜡烛。
　　 我停下车听了会邻居们的议论，才知道她那个在市区工作的男人以她作风不好为由，已经把她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其实那男的在市区里早就勾搭上其他女人了，嫌她碍眼，捕风捉影捏造出她的丑事，逼她离婚。她一时想不开，就走了绝路。听说她男人吓得不敢回家。如果他回家，女的娘家弟兄正憋足了劲，等着要给他‘好看’呢。
　　 原来昨天我送给她的那封挂号信里，是法院的传票。
　　 这份乡村送报员的工作，连头搭尾我也就做了八个月。那年的八月底，我被外事部门招工，进市区工作。由于那时上海与崇明之间一日只有三班客轮，交通很不便，就很少回家了。因而我走后，大队将这份送报员工作又给了谁，就不得而知了。
　　 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网络和新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简便、快速、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写信的人越来越少，终于，在上世纪末，邮电局撤销了大队送报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