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掉下来一个苹果，砸在普通人的头上，普通人马上就把苹果吃了。砸在牛顿的头上，牛顿就想出了一个“万有引力定律”。
　　 我正在思考着如何破案，同事就微笑着说：“任主席问了文联的十几个人，说不定还会问其他单位的人。”
　　 另一个同事说：“他真问出来了，真有人请他的客吗？咱们没有破案的经验，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调查的。”
　　 “我就想从任主席的同学开始下手调查，他看到了什么内容，还有几个人也看到了，可以为他作证，再去调查大字报提到的情妇、房子、门店的事情。”我的思路，马上就被同事否定了。
　　 “大贪官的情妇，你敢去问？哪一个情妇会马上承认？打狗也得看主人吧？大贪官不倒台，他的狗也不能打的，他的情妇，你敢去问？房子，写的是情妇的名字，或者写的是情妇孩子的名字，谁给你提供证明？”
　　 这一个麻烦事，我需要思考一下的。
　　 我先问了检察院的厨师，他来得早，他说没有看到门口有大字报的事情；我又问了保安，也没有看到门口有大字报的事情；接下来我问了楼上楼下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到检察院门口有大字报的事。一个检察院的熟人是反贪局刘局长，他给我说：
　　 “你问这一个大字报的事情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
　　 “有呀。文联任主席给我谈话，说检察院门口有大字报，他的同学看到了，并且质问我，是不是我弄的？我想报案请公安局民警来破案，他不同意。你们检察院反贪局如果能破案也行啊。破案之后，就可以给他文联任主席一个明白，还我一个清白的。”我还是有一些生气的。
　　 “那你就回去告诉文联任主席，你说检察院叫他来，检察院门口没有大字报，他造谣说有大字报。看他什么时间来见我，最好再带上他的同学一起来说明情况。”这几句话，给我指出了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阳光大道。
　　 我高兴地见到了文联任主席，给他说：“主席，大字报的事情，我调查清楚了。”
　　 “是谁弄的？”
　　 “我在检察院楼上楼下调查几次，人家都说检察院门口从来就没有看到什么大字报。反贪局的刘局长给我说：文联任主席胡说什么？把他的同学带上，一起来检察院说一说。检察院门口没有大字报，他一个主席却说有大字报，无中生有干什么呀？”我说了这几句话，任主席就失望了，说：
　　 “还是没有找到是谁弄的大字报呀。我知道了，你走吧。”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同事微笑着说：
　　 “有你这样调查的吗？你能成为破案人才？你要是能破了案，太阳就会从西边出来的。任主席敢去检察院反贪局刘局长那里去吗？他的同学也不敢去的。大家都没有看见大字报，主席的同学说看见了，现在检察院找不到大字报了，你说，大字报被谁藏起来了？赶快拿出来吧。任主席的同学能拿出了吗？”
　　 “他不去，我就不管了。”
　　
　　 文联的几个协会，说是要换届的。但是静悄悄的不说了，我有一些纳闷了。文联这一次开会，任主席就提到了协会换届的事情。
　　 “群团组织，换一个届，都想当主席，首先咱们文联的同志想当主席的，其他单位的人，就应该主动当副主席，和文联的同志争什么争？我不叫他当主席，他不同意，我就不开换届的选举大会了。”
　　 会后，同事就议论起来了。我也想起来文化局邓局长提起的作家协会换届的事情，他说他还当作家协会主席，其他的省作家协会会员，都当副主席的。这一个事情，谈不成，任主席就不提换届选举的事情了。
　　
　　 周一文联开会，任主席在会议上问我：“你写书的事情，怎么样啦？你要记住一定叫我看。”
　　 他看着我，其他人也看着我。一个同事就接着说：“不叫主席看，就是非法出版物的。”
　　 我想了想说：“写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文化局邓局长50多了，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的60多了，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还不到四十岁的，我的阅历不多的，说不定最近10年也写不出来一本书的。”
　　 这一句话，大家就嘻嘻哈哈的就没有了兴趣。
　　 散会后，同事就问：“主席已经有十次问你写书的事情了吧？”
　　 “每月问三四次，半年了，应该绝对超过十次了。我每一次都说没有写好的，这一次，估计他今后就不问了。”
　　 “他马上就退位了，他多次问你写书的情况，主要是他担心你把他的丑事写进书里边的。如果你近几个月就把他的丑事写出来了，就会影响他的官运的。你一说10年也不一定写出来，他就不害怕了。”
　　 “写书，不容易。留名青史，或者遗臭万年，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才能做到的。比如岳飞，比如秦桧，比如许多忠臣、奸臣，都是很能力和手段的人。”我不想让主席每一次开会都提我的写书一事。
　　 “你来文联，主席是不是要你一千元钱呀？估计他没有要你的钱。你的小战友，主席阻挡几次，最后挡不住了，就拿出来两千多元的发票，给你的小战友说：文联小单位，经费紧张，这几张发票，你就拿回家请你的父亲给报销了吧。《洪河风》郭东亮是编辑部主任，他来文联，主席向他要了1000元的。还有一个刚调走了，主席要1000元，人家不给他。过了几天，他就说有事，比较急的，借了人家1000元的，现在人家调走了，要了几次主席都不给钱。昨天又来找主席，说的声音不小：主席你有急事，借钱，我就借给你了，现在我也有急事了，你就想想办法还给我那1000元吧。”
　　 同事说的这一些事情，我有一些遗憾，特别是昨天，如果我在办公室就可以亲耳听到了。我问：
　　 “你来文联，主席要你多少钱呀？”
　　 “他敢要我的钱吗？他要我的一分钱，我也不给他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要问一问的。”我想核实一下，是不是给我开玩笑的。
　　 另一个同事接着说：“昨天上午，九点多一点，你要是在办公室也可以听见人家来要钱的。主席真的归还了人家1000元的。小战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我问一问《洪河风》编辑部主任郭东亮吧。他还给了主席1000元，我怎么不理解呀。”
　　 “你问吧。他要是不承认，就是吃了1000元的哑巴亏的。”
　　 第二天上午，我正好见到了郭东亮，其他人下乡了，没有其他人在办公室，我感觉这是一个问话的好机会。就看着郭东亮问：
　　 “郭老师，你来文联，主席还向你要了1000元钱？”
　　 郭东亮有一点惊讶，马上问：“你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你给他1000元钱没有，你不知道了？现在的工资才1000多一点，他要1000元干什么用了？”
　　 “他说要请组织部、人事局的领导吃饭。”郭东亮说了这话，就证明确有此事了。
　　 “请领导吃饭，你去陪同没有呀？你不陪同，没有给领导敬酒，领导知道是哪一个花钱请客吗？”
　　 “主席没有叫我陪同的。”郭东亮说的这话，我有一些相信了。
　　 几个同事下乡回来，一个就嘻嘻哈哈地问我：
　　 “你问了郭东亮没有？落实1000元钱没有？”
　　 “他说领导说的是请组织部、人事局领导吃饭的，主席也没有叫他去陪同。”
　　 “没有陪同，有几个领导来吃饭了，他不知道的，说不定任主席根本就没有请组织部、人事局的领导吃饭的。你看这一个编辑部主任郭东亮傻吧？”
　　 另一个同事说：“他才不傻的。他弄的《洪河风》，谁来稿件，他也向作者要好处的，印刷的多少本《洪河风》，他自己请人联系的，有时候只印刷300本，有时候印刷1000多本，经手的钱不少的，还买了不少东西，主席直接给他报销了。他早把1000元捞回来了，说不定早已赚钱几千元了呀？”
　　 我听了笑一笑，不容易落实的，且听且珍惜吧。
　　 又一个周一开会的日子，任主席开会说了不少，之后问大家谁有话说。郭东亮就说：
　　 “《洪河风》的事情，我要说一下，有人怀疑我从中捞好处，我是寒心的，认真干工作，被人不理解。我写了一个账目清单，贴在了办公室，请大家监督吧。”
　　 大家听他一说，大家就纷纷看办公室的门上，就看到了郭东亮写的一个告示。
　　 一个同事嘻嘻哈哈地说：“郭东亮当真了呀？你写的这一个告示谁相信呀？你当《洪河风》编辑部主任，你是领导，你不贪污谁贪污呀？”
　　 任主席看了看，说：“这事不能开玩笑，大家就看看告示，没有事了，散会。”
　　 于是，大家散会，真有几人看了告示，我也看了告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