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实在话，我已是很久未去看宋代那些文章及诗词大家的文字的了，某一天深夜在自家书房里看到一张书页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从刚会说话不久就开始背古诗，三岁到六岁对于外界的信息接收几乎都来自古诗，现在我二十岁了，我时常觉得我不是从幼年长大的，而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开始，走了很长很长时间。”突然间，我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记忆里某个柔软的点，心疼了一下子。
　　 公元960年，宋代在赵氏陈桥黄袍加身后，国家在周柴的基础上倒是立起来，虽经了“烛光斧影”之类的奇葩事儿，赵家的后人们却是尊崇了太祖爷在太庙“誓碑”中的指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知识分子政策不能说不伟大，因为正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有宋一代的文人暂时能像一个人那样去思考去行走去吟诗为文了。这个说法，诸位可能觉得有些奇葩，文人当然是人了，然在古代，文人首先得去入仕的，也就是先得当上什么官，这就与政治挂了钩，这样，文人便会有意识的去扭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政权当中，被扭曲了就回不来了，就似司马迁似的，他要表达某个不同于当时的观点时，是得用曲笔的，不然，他可受不起第二次宫刑的了。
　　 因了太祖爷的这句话，好歹让宋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回来做自己，可以回来做自我，天真率直单纯，而这种自我的“天真率直单纯”的释放使得宋代在文化的创造力上，产生了一种不要做作，也不要刻意，率性为之的风情和性格。
　　 这种“天真率直单纯”的东西，我想，大抵可以说是宋代文章里最基本的风格的了。
　　 我经常会觉得在宋代的文章里，他们经常会在字里行间里呈现真实的自己，可以是政治家，也可以是文豪或者哲学大师，角色的转来转去有时挺让现在的我们有些头疼，但于他们自身来说却并不见冲突，好似所有的分裂人格都在那个时代被认可了。
　　 当然在这里，也有一些是没做得那么好的。我们看到宋徽宗会觉得这人比较麻烦，他是做皇帝的，却把瘦金体写成一种风格，在他的《满庭芳》里有个句子“灵鳌，擎采岫，冰轮远驾，初上祥云。照万宇嘻游，一视同仁”。这“一视同仁”的典故大抵就是由此处来的罢。但他天天写词，还画鹰，这就忘掉了那个皇帝的角色，倒真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天真率直单纯”的文人了，这个就很麻烦了，一个皇帝不去想办法弄好民生，倒是天天吟诗作画玩花石纲，不从皇帝这个最高危职业上掉下来，才真是奇怪了呢。当然，这在当时那个满朝皆是风花雪月的时代背景下，说不定是一种比较好的人格魅力呢，正如那个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李煜，也是忘了自己做皇帝的本职工作，天天写词，词倒是写得一流，粉丝也很多，可却把国家给亡掉了，我想，这是不可取的，最好的，还是兼具样样，都能做得好，那才是正道。
　　
　　 二
　　 这样的，我觉得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这些给赵家打工的人倒是反而做得挺好，后来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武穆也是。
　　 这里我们说一说王安石，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他的文章雄健宏肆，揭露时弊，简练有力。诗歌险峭奇拔、颇多佳作。词则风格高峻，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字说》《易言》等。今存《临川集》、《唐百家诗选》及《周官新义》残卷等。
　　 同时，临川先生所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等等这样率直的论述，足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已经具备了天下观，即视野是以民生的政治主张为前提的，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观念，因为在这之前，所谓天下便是帝王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同时，他也从人性的角度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如《伤仲永》里那样人文的关怀。即便如此，但他一样可以写出“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样小清新的文艺范儿，在改革家与文人之间自由的切换，表现在他的文字里，便是自由，率直，适用，不刻意。
　　 又如苏东坡，东坡居士在眉山老家时是做得一手好的川菜样式的，那道东坡肘子流传至今，像我这样的吃货，现在忆起老家这道味极鲜的美食，也有想流口水的感觉。一千年前，东坡居士被下放到岭南荒僻之地，不因为说被下放了，远离了政治中心，就不做事了，反而去了那年头的岭南，有更多的机会去跟乡下的那些远极京师荒僻之南的人们接触，觉得有更多的事情得做，闲暇时，在榕树下坐坐，吃吃岭南的荔枝。一个被下放的京官，处江湖之远，却不以为意，觉得荔枝好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地儿的荔枝好吃，对于一个正被下放的官很重要，当然，对一个心态正能量的文人更重要，它意味着人活着不全都是为政治或为文学或者其他的内容，有一天你不能够当官或者做其他事情了的时候，你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写一首闲适的小文章，告诉我们这些小伙伴，这栖居处的荔枝有多好吃，然后，他又在《定风波》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告诉我们荒远的岭南有多安逸。
　　
　　 三
　　 这就是那时的文人，态度是很鲜明积极的，性格也是率直可爱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宋的理学，朱熹发展了这种哲学流派，虽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很教条的不太有好感的东西了，但其时，宋的理学，是在讲生命，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周敦颐、张载，他们在谈生命之学。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其实说得很清楚，“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是在谈生命活着的态度，谈生命中的宽容与理想，谈在拿掉所有外在的声望、权力、财富之后，人怎么样才能像一个人，做好一个人，这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即生命的本源。
　　 宋代的文人崇尚理学，其实这样的一个哲学体系，与后蜀跟南唐的覆灭有关，当然后来也跟金兵南下掳走徽钦二帝有直接关系，渗透了那个时代某种非常奇特而悲凉的幻灭感和流浪感。这里的“流浪感”与我们曾经听过的《橄榄树》里的感觉有些近似，但又有所不同。这种“流浪”，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不定形式，也可以说是身在旅途当中，不如归去的那种情绪。
　　 我们看到的《春江花月夜》里，那些伤怀的句子，“……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也便是一个旅途当中的流浪感，但生命中还有更大的流浪，正如佛经里说的“流浪生死”，就是生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流浪之感，苏东坡有一首词很好的诠释这种孤独离索的感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样子的“流浪感”是无从言说的，从而让那个时代对每个个体那个生命的不定性会产生真正的惆怅与愁绪。
　　 有宋一代，文人的特色都属于那种大雅又无邪，大度而真实，涌现出苏轼，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众多大家，他们虽政界不和，但君子相合，才情相投，以天才的才华点燃了那个军事孱弱王朝的夜空。
　　 所以，我说我喜欢北宋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是因为苏东坡、王安石这些人，都可以进退有措，在各种正能量的性格切换中，不失据，不流落，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对人生与人格的完美诉求，天真、率直、单纯，他们的当官或者为文不是为谁做的，是因为自己“天下观”的理想，所以他们非常清楚为人与做官之间的分寸。
　　
　　 四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宋代审美由唐代花花绿绿、浓脂艳抹的审美风格突然转向淡雅的极简美学，因此，宋代无论从李易安的女儿词，到徽宗的瘦金体，再到范宽、郭熙的大山水，用如今的眼光看依旧并不过时，无不闪烁着高超的审美情趣和雅致的艺术追求。
　　 这种文学上的美，简单、自然、温和，清逸而高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一叶皆是浪漫，无处不是禅意，无处不是生活，论极简之美，宋文学里的诗词的极简主义遥遥领先西方，甚至影响了后世千百年。
　　 宋的文章里的细节之美，也就是蒋勋先生所说的宋代最可爱的“小”，--“可以很愉快地去写生命里小小的一个事件，一点小小的经验”，也就是蒋勋先生提及的“完全”。
　　 的确，“小”不见得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往往可以小见大，在细微处见精致，从细节处出精神。“秦月汉关，西风残照”是一种壮阔的大美，而在“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一只夜归时受了惊的小鸟，一只合着风儿唱歌的小蝉子呢，这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美。
　　 “小”是另一种美，是不同于大唐盛世的大气象的美。一座山是美的，一条河是美的，一截枯木，一片残雪，一只昆虫，也是美的，懂得发现生活中的每一点美好，我想，这是宋代最可爱的地方了。
　　 你在宋代的文章书画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小”；相较于唐时的诗文，你能看到的“小”也有，但相对来说，是很少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样的意象描写处处皆是，你看到了直下三千尺的飞流，那你肯定看不见隐约在水幕里的那一小块鹅卵石，或者一只顺流而下的小鲫鱼。而宋代的文章诗词里处处以小见长，“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是既简约又可以心照物的，以心照物是因为宋的文人心中已经有“自我”，即人性“生而为人”的精神意识的苏醒，也就是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有了一个对自己生命个体的信心，可以很从容看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来来去去，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不去做比较和分辨。这些文人习性当然会影响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个时代既有范宽在画《溪山行旅图》那么大气魄的山水，而同时又有花鸟画家在画《草虫瓜实图》非常小的一些小西瓜小虫子。
　　 就连写字也给影响到了。
　　 宋代有一纸《寒食帖》，那上面有好些地方勾勾圈圈，好像写贴之人，随性至极，随意的，写错字就点一点，画个圈也行，随手就在旁边写上改正的，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在此，我倒是觉得任何一件伟大的作品跟他的偶尔的瑕疵没有多大关系，错了，我改好并做得更好，那不是很好。是故，《寒食帖》里的错字存在着，本身就是作者对生命的态度，错了就改好，而不是非得重新再来写一次，正如生命不会重来一样，重视当下，生命中的那些偶尔的错误，是每一个个体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财富，所以，作者写这贴时，当这个字错了，他把它圈掉，旁边又补上一个字，这些在书法中出现，没有什么不好。后来我们再看宋代文人的书帖上，比如黄庭坚，往往也是有好些地方被画得勾勾圈圈的，当然，这样随性的真性情的美学，因此从一个官方的很正式的规格转成为文人们的一种真性情的流露。
　　 我在这里给中世纪这种意识形态叫做中国文学人性的苏醒，就是说所谓的艺术是可以看到你的真性情，你的真性情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去掩盖它。
　　 这也影响到后世的日式“物哀“之美。
　　 “物哀“之美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也可以说是他的世界观。这个概念简单地说，是“真情流露”，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生情，感物生情，心为之所动，有所感触，这时候自然涌出的情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恐惧，或悲伤，或低徊婉转，或思恋憧憬。有这样情感的人，便是懂得“物哀”的人。有点类似中国话里的“真性情”。懂得“物哀”的人，就类似中国话里的“性情中人”了。“物偺垼傟”，是“我”（主体，内在）与“物”（客体，外在）的共振和同情。
　　 总的来说，宋的文章风骨与才情，是天真、率直、单纯、适用，真性情，是为人生的，相较于魏晋风度，更兼具了以天下为念的文学观与世界观，是积极入世的。
　　 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不妨像古人一样慢下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物、美景，以真性情贴近真生活！
　　 微尘陌上（微信cwei33），于园夏仁和里，2018/6/23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