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在家收拾屋子，发现书房地毯下压着多年前的一本《读者》杂志，便顺势在那里翻阅，其中一篇文章打动了我，那是一位军旅作家的回忆散文，叙述她八十年代初做记者时，到西藏某部采访的一段经历。当时她要去的基层连队没有专车，只能安排她搭乘运送物资的顺路卡车。司机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作家当时也不过二十几岁，坐到副驾上，小战士撇撇嘴，很不情愿的样子，大概嫌是女生吧！她也虎着脸，二人一路无话。
　　 偏偏走到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汽车抛锚了。小战士自己爬上爬下地修车，她干着急帮不上忙。更可气的是，从抛锚的下午到晚上，竟然没有遇到一辆过路车，想走都没办法。晚上十点，他们只能原地休息了，小战士取出睡袋铺好，让她先钻进去，她迟疑了一下，问：“你怎么办？”
　　 “今晚咱俩只能挤一个睡袋了，不然就得冻死！”他硬生生地回答。
　　 她还是个姑娘，怎能和陌生男子挤一个睡袋？
　　 于是，她返回了驾驶室，却越坐越冷，裹上所有的衣服，还是冻得哆嗦。后来，被小战士吼了一通，硬从车上拽下，才极不情愿地钻进睡袋。那一晚，她努力睁大眼睛提防着后背的他，但实在太困了，还是在沉沉中睡去。清晨醒来，依稀记得小战士夜里好像一动不动地背对着她，始终保持了一个姿势。她十分感动，为自己过多的顾虑而愧疚！
　　 读到此处，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一段类似经历……
　　 那是30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我卫校毕业，分配到市卫生局的一个下属事业单位。彼时，新单位正在筹建中，只有两三个人，局里的纪检科长代行了站长之职，从乡卫生院此前调入的方医生，负责工程项目上的事，每天忙前跑后的，很少见到他们，偶尔，在局里政治学习，或每月例行领我那不足百元的工资时会碰见，点头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尽管我编制在血站，但人一直在局里上班。
　　 缘由是我去局里报到的时候，登记册上的字书写工整，被办公室的主任看中，所以，留在局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誊写工作。那个年代，文印还停留在铅字油墨的印刷阶段，大量的文字材料是需要人工抄写的。
　　 这样的日子转眼就过了半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单位那排350平米的平房竣工了，暖气送上，粉刷完毕，购置了必需的办公设备后，站长言之凿凿预备着要开业了。所以，次年春节一过，他向局里打申请报告，派我和方医生去省上业务进修三个月。
　　 那年三月，我俩来到了省血液中心，我在检验科学习化验，方医生在体采科做体检医生，吃饭安排在中心的职工食堂，住宿则安排在隔壁的佛慈制药厂招待所。
　　 那是一座五层高的楼房，只有二楼和三楼住宿，且二楼供药厂的销售和内部人员出差使用，只有三楼对外营业。佛慈制药厂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记忆中，进修的那段时间，似乎只见过一个外地客人投宿。可想而知，那地方是多么的人烟稀少了。
　　 偌大的招待所每晚只有三个人，我、方医生和一个女服务员。方医生住阳面，我住阴面他斜对门，房间的右手边分别是公共洗澡间和卫生间。九十年代初，那地方住宿条件简陋，貌似没有现如今的标准间，只记得房间里好像有两张床，一台彩色电视和必备的洗漱设施。
　　 那一年，我22岁，芳华正当，方医生也不过30多岁，空旷的招待所里只住一男一女不说，更为奇葩的是，每天晚上一到十点，女服务员会准时把走廊门从外面一锁，下楼到她二楼的值班室睡觉，我俩就再也出不去了，只能各自插门安歇。
　　 方医生是那种特别自律的人，平时，我俩的门基本都敞着，除了要休息的时候。但他从不进我的房间，一般在走廊门口喊话。正因为如此，我对两个孩子父亲的他，也像兄长一样敬重，虽然是同事，但彼此之间谦恭有礼。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单纯、不谙世事，对方医生充满了信任，内心从未设防，而他也没有辜负初入职场的我，寄予的这份期望。
　　 记忆中最初的信任，来自于某次在财务科领工资的时候。那时，局里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居多，加上多有学医的背景，等待签字的空档，便有人讲起笑话，免不了有点出格的荤话。那天，恰巧方医生在，便当场制止，“人家几个小姑娘呢，大老爷们说话注意一下！”
　　 日子就这样每天在上班——下班——回招待所的重复中继续。制药厂附近没有商场，貌似连个大一些的杂货市场都没有。那年月，周末是单休，公共澡堂只在那一天开放，我俩会在早饭回来的路上，商定好谁先洗澡，只待服务员通知“水好了，可以洗澡了。”
　　 要么我进去，出来时在走廊喊一声“我洗完了，水很好，方医生快去！”
　　 要么他进去，出来路过我门口时说一句，“我洗完了，今天水温不错！”
　　 那个年代，业余生活远不像今天这样丰富，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住地离市区又远，工资低，自己也舍不得花钱去市中心逛街，更没有出去破费购物的冲动。奢侈的爱好就是看电视，看各种杂志和翻阅报纸。
　　 离血液中心大概四五公里的市二院，有我一个卫校的同学，周末的时候，我常去她那里玩，每当此时，方医生会像兄长一样叮嘱：“晚上九点以前回不来，就住在同学宿舍，不然回来的路僻静不安全。”
　　 有时候，同学也会来招待所找我，和服务员熟络了，我俩一起洗个澡，留同学住下，她也不说什么。三个人一起聊聊天，拉拉家常，日子便过得快一些，来的次数多了，同学也说：“方医生是个不错的人，一看就老实厚道。”
　　 三个月进修不久结束了，回到单位，各种原因，业务未能如期开展。我再次回局里打杂，一年后，方医生也申请调离单位，去市立医院干老本行，继续做内科医生。此后，离得远了，我俩很少见面。
　　 2004年，单位国债项目新建的采供血楼，偏巧建到了方医生所在医院的旁边，此后，每次家人有个头疼脑热的，胃肠不舒服之类的，少不了去找方医生，他还向过去一样古道热肠，看了病，再寒暄几句。女儿小时候，身体不大好，常去找他看病开药，总是花不多的钱，他就把病看好了。
　　 一次，我和夫君聊起与方医生一起进修的事，末了，夫君说，他认识方医生，刚从部队回来到宁远乡工作时，曾与在当地卫生院当院长的他，有过大约不到一年的交集，乡里的人普遍反映他医术不错，口碑也非常好，这次听我说了进修的事，更是感慨方医生的好人品，甚至说：“老婆，你真幸运，遇到了一个好人，假使现如今的人，估计你早就羊入虎口了！”
　　 现在想想，真的很庆幸自己遇到了方医生这样的人。
　　 前些年，方医生光荣退休了，但医德医术很好的他，还是被医院返聘坐专家门诊。
　　 冬天的时候，一场重感冒，险些把我撂倒，去找方医生，只给我开了一味药，说三天后定能好转，我想输液，说来得快一些，他坚决反对，说没必要。三天后果真好许多，再去复诊，他笑话我，“亏你还学医，感冒就这么一个过程。”
　　 “别谢我，谢你自己的免疫力，我的药只是改善了一下症状而已。”他笑着继续说。
　　 那天，碰巧他的一位双湾老友也来看病，我们认识，见没有其他的病人，三人就在他的专家诊室里聊天。无意间，说到了以前二人进修的事，我心存感激地反复致谢。谁料他的老友却不以为然，说：“你那算啥？过去他在双湾卫生院时，喝了酒，还跟人家小姑娘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宿。”
　　 “后来那个姑娘嫁的老公，婆家就在我们村上，说到老方的人品，直翘大拇指！”他继续说。
　　 原来，那是方医生婚后不久发生的事。当时，他负责打理卫生院的工作，说是院长，其实也没什么级别，就是多操份心、担份责任而已。
　　 寒冬腊月的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喝多了酒，跌跌撞撞回到自己的宿舍，发现煤炉子早已熄火，便鼓捣着生火。醉意朦胧中，总是重心不稳，搞得声响动静又大，被隔壁房间做药师的小姑娘听见了，赶过来帮忙。见屋子里冰冷如窖，酒后的他哆嗦不已，赶忙先扶到自己的宿舍让院长暖和。
　　 那天像中了邪似的，小姑娘烟熏火燎地怎么也生不着火，实在太冻了，只好回到自己宿舍火炉旁烤火，后来，太困了，竟伏在椅子上打盹。方医生半晚上醒来找水喝，见小姑娘在椅子上趴着，心里不落忍，就喊她过来挤着睡，姑娘有些迟疑，方医生说：“我一个院长，能对你咋样？乡里乡亲的，若我是那样的人，还好意思在这地方上混？”
　　 那一晚，方医生说，他后半夜酒醒后，基本背对着小姑娘没敢动弹，生怕小姑娘有啥顾虑休息不好。
　　 听了他双湾老友的讲述，对方医生更加钦佩。也许，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方医生却做到了。他随口而说的“你们小姑娘家的，作为已婚男人，我得顾及女孩子的名声，”
　　 “做人得有底线，有些事情做了，就可能永远没有改正的机会了。”这些话，对方医生是自然流露；对有些人，却很难笃定。
　　 如今，在各路媒体信息飞速传播的今天，某天报道了一个夜跑的女孩在公园被人奸杀；隔天又发生了一起邻居男拐骗小姑娘的负面新闻；或者一个男教师猥亵女学生的跳楼丑闻，真是举不胜举。感觉社会上道德沦丧和滑坡的渣子大有人在，那些人性中被人唾弃、出离愤怒的事件，往往发生在熟人和朋友之间，像方医生一样谨慎自律，道德高尚的人，越发地稀少了。有时，好像只是一个典范，或者，只是一道风景罢了。
　　 其实，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在经年岁月的流转中，许多人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甚至消失在记忆中。但像方医生一样的人，却在岁月的沉淀中，在喧闹的尘世中，历久弥新。那些根植于内心的善良美德，让周围的人不忍设防，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人性光辉，曾点亮我夜行的路，也陪伴我度过静谧的春天，值得我一生收藏。
　　 有人说：“一个良好品格的人，不仅能让自己的价值得到彰显，更能影响别人，成为他人的榜样。”这句话，送给方医生，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