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在散文《书信》中写道：“书与信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
　　 一九七〇年，孙先生丧妻后，经魏巍介绍，与远在江西一女子通信两年。“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孙犁把这些信装订成册，像装订一部书。之后再婚。冲突。离异。孙犁就把这些信用来生火炉了。天津的冬天很冷。
　　 之前孙犁已长时期终止写作。“从与她通信，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的笔，使我后来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
　　 读到这里，我苦笑。不知道先生写到此处苦笑否。
　　 情书写作使孙犁终于有了一个读者，成为隐秘的作家。有一个倾听者、对话者，怎样的时光都可以熬下去，况且，这抒情对象还是一个美貌的、北京大学毕业的女子——像火炉，需要有热量的句子去引燃，复来温暖这一个火炉边的人。尽管短暂，也好。
　　 马克·吐温有一句话：“为什么你坐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个没写地址的信封？”没有爱和被爱的人，丧失来历和前途，搁浅在旧椅子上、破沙发里，到不了远方、到不了他人的心里头去。孙犁不再写情书、不再想把自己寄托给某个女子，埋头读书、读历史书——这也是历朝历代陌生前贤寄给后人的一封封信札。
　　 二〇〇二年孙犁去世，那一天，白洋淀人连夜划船采来带露水的荷花，送天津，环绕遗体周围，像白洋淀的夏天环绕一个赤子。
　　 二〇一六年秋，我和朋友们来到河北安平参加《散文选刊》首届“孙犁散文奖”（2015——2016）颁奖典礼。自然去看了莫言题字的“孙犁故居”。那显然是一个根据回忆重建起来的新院落。墙角种了荷花，小规模象征着荷花淀？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一棵枣树。李敬泽、张锐锋、陆梅、葛一敏、冯杰等朋友欢喜地摘枣吃。枣很青，很甜。没看见孙犁走出门来责备。
　　 孙犁不会责备他人，会自责，比如对亡妻。“在夫妻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这是他《亡人逸事》一文中的叙述。
　　 在夫妻情分上，后辈作家做得如何呢？最激烈的情诗，往往献给虚无而模糊的人。日常夫妻生活，似乎丧失了被言说的价值。或许连孙犁“寄布”一类的细节也没有吧。
　　 安平县城很繁华，大概已不是孙犁眼中的模样了。我和朋友们在街上晃荡，猜测那一个“临街的门洞”在哪里——孙犁妻子十九岁那年，夏季的一个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一场雨，让一个女子与一个未来的文学大师成了夫妻。
　　 一场重要的雨，一块布，被一个农家女子回味、珍惜了一生。
　　 在安平，看到了孙犁中学时期母校的校训：“不作弊，不敷衍。”或许，这校训也时时回响于先生心头，成为其做人作文的准则，诚恳、认真地对待这个世界。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是《荷花淀》开端的句子，安静，美好。即便是其中写到伏击日本人的情节，孙犁也是远远地、隐隐地侧面描叙了枪声和硝烟，接着就是民兵们划着船回来了，船舱里是缴获的敌人的枪。避开了血肉横飞的激烈，凝神于荷花淀里的静美。
　　 只有凉爽而干净的人，才会开创一个“荷花淀派”——孙犁先生站在荷花的立场上，像月亮孤高的夜晚。
　　 一个人死去后，依旧有文字与这个世界藕断丝连，在纸上恢复一个荷塘，真好。
　　
　　 二、好文字的秘密，要越过尘世里的泥沙与杂念
　　 自古至今，关于好文字的定义与标准，纷纭如云。文人们的思绪与表达，纷纭如云。
　　 晚唐，司空图似乎受阴历节序的启发，以二十四首叙写风景的四言诗，组成《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与二十四种节气相暗合：
　　 “纤秾”，春分——“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如李商隐。
　　 “自然”，小满——“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如白居易。
　　 “雄浑”，大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如岑参、高适、辛弃疾。
　　 “冲淡”，立秋——“饮之太和，独鹤与飞”，如庄子、王维。
　　 “沉着”，小寒——“鸿雁不来，之子远行”，如杜甫、陆游。
　　 “劲健”，霜降——“巫峡千寻，走云连风”，如曹操。
　　 “含蓄”，大雪——“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陶渊明、苏轼……
　　 显然，他的诗观就是：像四季、像大自然一样自然而然写诗，在万物天地间安放心灵和肉体。以诗论诗这一开先河之举，比西方和今天的学者以概念论诗、连篇累牍、言不及义要可爱、有趣多了。用诗来表达对诗的认识，像用爱来表达对爱的珍惜，才是美的、好的。
　　 司空图谈的是诗歌，其实，也是在谈人生，一种充满诗性的人生。整部《二十四诗品》，“道”“真”“幽人”一类字眼屡现，像献给庄子、老子、山水大地的赞美诗。把人格自然化，把自然人格化，就是道，就是诗。最爱其中的两个句子：“要路愈远，幽行为迟”“如有佳语，大河前横”——重要的路必然漫长、孤寂，慢慢走，不要急。总有佳句如佳人、如大河，来到一个写作者、静修者的面前和内心。
　　 司空图之前，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用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念。比如，“风骨”，他以鹰、雉和凤凰为例，阐述如何使文章的力与美达到统一：“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藻耀而高翔”，羽毛绚烂、居高临下，是凤凰之梦想，也是文章之理想——风劲而骨峻。鹰，被疾风教育出的骨头，在死后可制作成鹰笛。一个作家的笔，应该是鹰与凤凰混血而成的后裔。
　　 刘勰又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一个书写者需要多么磅礴的情意与才华，方有资格与风云同行并驱。看天空，隐隐有历代才子，如电闪、雷鸣、鸟飞。
　　 宋代词人叶梦得则认为：古今谈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即天然；“弹丸脱手”，即准确、凌厉。前者需要等待，后者需要练习。由弹丸脱手，而臻初日芙蓉，让一颗弹丸在地平线上准确、凌厉地升起，很难。大部分诗人不愿意在地平线下练习弯弓弹射，就直接宣布自己已经进入伟大者的星空了。
　　 “新诗如弹丸，脱手不移晷。”苏东坡似乎在应和叶梦得。当然，苏东坡其人其诗在后人我辈心中，必然是“初日芙蓉”。
　　 苏东坡之后，南宋严羽写出《沧浪诗话》，云:“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建安之作如森林，弥望，无边。他认为，诗可以分成九种类型：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其提出的“建安风骨”这一概念，特征就是格调高古、气象雄浑——在软弱的南宋，一个诗人提倡风骨，多么痛切而必要。听懂其中深意的人，面红耳赤，失眠，抑郁。假装没有听懂的人，继续眠翠偎红喝黄酒。
　　 清初，文学批评家叶燮在苏州太湖岸边横山一带，隐居、办学、写作。他主张，作家须以“才、胆、识、力”，反映“理、事、情”——“理”，形而上的广阔；“事”，及物、在场、介入；“情”，赓续《诗经》所肇启的抒情传统。这一切，均系于写作者的才华、肝胆、见识、笔力。其著名学生沈德潜却提出“格调说”，与袁枚的“性灵说”相对立——写出《随园诗话》的袁枚，似乎更像叶燮的学生。
　　 袁枚说：“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犹之论交，谓深人难交，不知浅人亦难交。”袁枚的观点很妙，叶燮应该赞同。诗、物、人，非“厚”“薄”二字即可定境界，关键看其妙否。妙言、妙物、妙人，无论厚薄，都美好。
　　 清末诗人况周颐，在词话集《蕙风词话》中，提出写作诗词的三要点：重、拙、大。似也在回应南宋严羽观点。重如苍山，拙如秋风，大如自然——在剧变、转折中的时代里，整合破碎家国，如此提倡，痛切而必要。
　　 当代诗学评论家不写诗话，为藏拙吗？沉迷于构建宏大、抽象的体系，来谋取学院里的职称与国家课题经费，沉浸于小圈子里的掌声、簇拥和欢喜，生产废话，消耗了造纸厂和野外的树木鲜花。
　　 幸而在新疆听到一首图瓦族民歌，内心一震：“再甘甜的水也是埋在泥沙里的，再好听的声音也藏在杂念背后。”用比喻表达了一种诗学、美学观点。诗与美，就是甘甜的水、好听的声音，需要越过尘世里的泥沙与杂念，千淘万漉，才能来到我们的唇边与耳边。这首民歌，充满了对人性中的泥沙与杂念的宽谅，也饱含对甘泉、好声音的珍惜。
　　 也是在新疆，听到另一首图瓦民歌：
　　 我们属于远方
　　 有自己的群山、木屋和炊烟
　　 流水是一首长长的歌
　　 驼鹿的眼睛就像我的爱人
　　 这安宁
　　 有时绊倒死神的步履
　　 当云彩擦亮天空
　　 爱人哪
　　 我们就搬到天上去住
　　 诗人属于远方，从尘世，到天空，用笔尖搬动着自己越来越轻盈的身体。只要有爱存在，就能搬到爱人和后人的心灵去居住。
　　 用这两首民歌来讨论诗人的秘密、文字的秘密，更好。比学院里的某些教授们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