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和一批老乡同时被招进市里某个驾驶员培训班学驾驶。培训班实行军事化封闭式严格管理，六十多个学员朝夕相处，吃住在一起，很快就互相熟悉起来。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有个姓黄的师兄，与我最谈得拢，我俩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行坐不离的好朋友。
　　 在外人看来，我俩身材相似，胖瘦不分。当我俩穿着同样的卡其布职业中山装，肩并肩地走在法国梧桐遮盖着的长乐路上散步时，坐在人行道上纳凉的市民就会在我俩背后议论：瞧这刚走过去的弟兄俩，他们的父母真有福气，俩个儿子都摊上了好饭碗。
　　 哦，原来临街的市民把我俩当成亲兄弟了。
　　 不止一个师兄弟说我俩粗看起来长得确实像亲兄弟，连性格、脾气、言行都很接近。不同之处就是他皮肤相对白皙而我属于草褐色，他脸型有点瘦削而我是国字脸，我喜欢读书、学习，而他不怎么看书。
　　 五、六年一晃就过去了。我结婚那天，他早早来到婚宴上，频频举杯，由衷地向我祝福。并表示相当的艳羡。
　　 我对象知道我和师兄之间的铁哥们关系，就热心地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女孩，都是她的同事和同学。可他却横挑鼻子竖挑脸，不是嫌女孩长得不好看，工作岗位不理想，就是看不起人家的籍贯。
　　 改革开放前的少数上海人，确实有一个被全国人民诟骂的臭毛病；自诩见多识广，盲目排外，轻看‘笨头笨脑’的外地人，鄙视‘土里土气’的乡下人。有些自命正宗的上海人，竟连上海郊县的农民、黄浦江东岸的市民，甚至连苏州河以北的杨浦区、普陀区、闸北区的居民也看不起！说他们住的是‘下只角。’尤其是将籍贯在江苏盐城地区的上海人，一律称之‘苏北人。’这些‘正宗’上海人不但拒绝与‘苏北人’联姻，连朋友都不愿意做。以致很多从小出生在上海、读书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的苏北籍青年，一出家门就尽量说标准的上海方言，不敢漏出半点家乡口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师兄嫌女孩长得不好看也就罢了。但看不起其它工种，这就大错特错了。那时，个人不能自由选择工作，得由国家统一分配，而且工资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沾染了嫌弃苏北籍上海人的不良风气，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苏北籍的漂亮女孩，这就太不应该了。要知道我们崇明人，也在某些上海人嫌弃的范围内。走进滑稽戏剧场，总能听到滑稽戏演员模仿、歪曲崇明土话，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唉，‘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再去做‘煮豆燃豆萁’的事呢？
　　 然而黄师兄只要听到对方漏出半点苏北口音，就不愿意继续跟人家谈恋爱了。
　　 那些被黄师兄拒绝的姑娘们在我面前控告他：伊以为伊是啥人呀？爷娘是靠天吃饭的种田人，穷得来嗒嗒滴。伊自家在上海没房没积蓄，光棍一根，有啥资格贬低阿拉苏北上海人？伊开口讲起上海话，还不如我呢。满口崇明土话，难听得一塌糊涂，舌头都撸不直！要不是冲他工作吃香，谁看得上他呀。嘁！
　　 为了对师兄负责，我对象每次给他介绍的女孩，都要先让我过目，初步考察一下，得知家教良好，作风正派，工作认真，会过日子，才介绍给他的。我跟黄师兄谈了几次，希望他端正态度，不要盲目跟风，看不起苏北姑娘。结婚要找的是合适的配偶，与配偶的籍贯有什么利益关系？反正婚后不会跟着配偶，落户到对方的原籍地去工作。
　　 可他竟对我说：你娶的是上海姑娘，多有面子。却让我娶个苏北姑娘，我都没脸带回老家！
　　 我没想到师兄会举出这么可笑的理由来。人呀，有时固执起来就不可理喻，非得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于是，我不再过问他的婚姻事。
　　 一年不到，师兄托着一张请柬，笑着邀请我出席他的婚礼。我当即满口答应，并由衷向他祝福。我问嫂子在哪工作？他说是营业员，在淮海路上一家服装店里上班。我再问是谁介绍的？他说没人介绍，是他下班后顺路逛商店时认识的，属于自由恋爱。
　　 在他的结婚宴席上，轮到我向他、新娘子和新娘子娘家人敬酒时，发现新娘子身边的长辈们几乎都有苏北口音。新娘子是苏北籍的？我楞了下，出于礼貌，没向他问个究竟。走出酒店，我很感慨，爱情真是伟大，犹如英国作家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里表述的那样，它能纠正恋爱者原先的傲慢与偏见。师兄一直拒绝娶苏北籍姑娘，最后还是跟一个苏北籍姑娘结婚，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
　　 八十年代初，我调离原单位，到宝钢工作，于是与黄师兄的会面机会更少了。
　　 有一次，我坐船过长江回崇明老家，碰上一个当年一起进驾驶培训班的龚姓师弟。闲聊中问起黄师兄近况，龚师弟说黄师兄的老婆给他生了个女儿。他本人因连续几年安全驾驶，服务态度好，去年底被评为局级先进驾驶员。目前，领导让他开红旗牌轿车呢。
　　 那时的红旗牌轿车是权高位重者的代步工具和身份标志，能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人，大多是外国来访的副部级以上的政要，以及中央部级高干。每当红旗牌轿车驶到马路上，必定前有警卫车开道，后有好几辆车压阵。而且在交通紧张的市区里，红旗牌轿车所过之处，必定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车犹如此，那么驾驶该车的司机更是要求严格，必须是苗红根正、工作认真、技术娴熟、要求上进、领导信任的职工。黄师兄能开上红旗牌轿车，我还是为他感到高兴。要知道我在原单位工作了十年，当过驻锦江饭店的现场调度呢，始终没摸过红旗牌轿车的方向盘。
　　 又过了一年，我在船上遇见一位张师兄，问起黄师兄近况，说他辞职下海办企业呢。我诧异地问：大家每月工资也就五十来元，他哪来这笔启动资金呀，至少得十万元呢。张师兄嘿嘿一笑，说：他向挚友赊欠了一吨盒装红宝饮料，转手低价抛售，得了十万元作启动资金。先租厂房。租下了厂房就以厂房作抵押，向民间金融组织贷款，租设备。接着再以厂房和设备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这么一圈下来，他欠了一屁股的债。因欠账太多，逾期不还，被人家告上法庭，官司不断。还有，据说他勾搭上了一个在舞厅弹钢琴的女子，家也不回了。他妻子抱着女儿几次闹到我们单位，请求领导出面，解决她家庭危机。她说丈夫长期不回家，也不给家里生活费，可怜的女儿别说喝奶粉，连白粥都快喝不上了，饿得女儿哇哇直哭！我们领导双手一摊，没办法帮助。因为他已经辞职，不再是单位里的职工，管不着了。
　　 我和师兄当了十来年同事，长期朝夕相处，我对黄师兄还是很了解的。他的驾驶技术没的说，本职工作也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性格温和软弱，几乎从不惹是生非。他能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职工。但要让他在云诡波谲的商海里搏击、打拼，他真不是长袖善舞的那块料！他哪来的胆，竟敢骗挚友的巨款，竟敢欠一屁股债。他是吃了狼心虎胆，还是喝了迷魂汤？
　　 我真想找到他，给他提些忠告，认清当前形势，谨慎行事。可他却谜一样地失踪了，谁也找不到他。
　　 八十年代后期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含糊不清的电话。听了一会才恍然大悟，电话那头正是失踪很久的黄师兄。
　　 我好像找到一个失散的亲人那般高兴，我有一连串的问号要他解答。可他在电话里哼哼唧唧地说，他被人打伤了，住院半个月，刚出院。
　　 打伤、住院，这可是大事，我立即问清楚他现在的住地，放下电话，将抽屉里的现金一把塞进口袋，坐公交车去看他。
　　 三、四年不见，黄师兄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眼睛不再清澈有神，目光躲闪；他的脸更瘦削了，像只猴子；行动迟钝，衣冠不整，不住地唉声叹气。
　　 他向我叙说了被挨打的缘由：他老婆已经下岗，在家闲得没事就经常出门打麻将。时间长了，竟跟一个苏北男人勾搭上了。有一天，他跟踪妻子来到那个狗男人的家门口，在门外等了一会，估计他俩上床了，然后上去用力敲门，弄得全弄堂里的人都来看热闹。敲了好一会，门终于开了，可那对狗男女都不承认通奸。于是两男人动起手来。谁知道对手人高马大，从小就会打架，是个黑道上的流氓！他哪里打得过这个流氓，两根肋骨当场被打断，还从二楼的楼梯直滚到弄堂口。警察和街道、里弄领导也都到场了，他女人吃里扒外，一直帮那个狗男人辩护，还一口咬定他在外面包女人，不管女儿死活。清官难断家务事呀，街道、里弄听了半天，最后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双方不得再动手，如有不服，上法院起诉。他正在起诉他俩，要求法院判他俩赔付手术费、住院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
　　 说到这里，他痛心疾首，拍桌叫骂：“唉，那个苏北女人呀，真是潘金莲转世。我弗晓得前世做了啥坏事，这辈子撞上了她。我这次台坍足不算，还被奸夫淫妇打得住了半个月医院，真是倒霉透了！”
　　 “师兄，当初你不是铁了心不要苏北籍姑娘的嘛，怎么改变主意了？莫非你俩当初是真爱？”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搁了好几年，今天可以问了。
　　 “唉，当初人家做了圈套，等着我去钻啊。婚后我才知道，那个女人跟我单位里好几个已婚男同事都有瓜葛，不是跟这个去逛公园就是和那个去看电影，简直是一辆公共汽车！我本来根本不认识她，是其中一个同事撮合我俩的。他们偷了牛，却把牛绳塞我手里。教训呀教训。可恨的是我的父母、两个弟弟不顾亲情，跟我断绝关系，竟继续跟那个女人有来往。连我的女儿也受她妈的影响，见了面都不愿意叫我爸！”
　　 我见过他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农民，两个弟弟也具备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怎能抛弃亲情，一边倒地同情他的妻子，而不同情他？这不合情理呀。那么他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情况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捏造的呢。张师兄曾说他抛妻别女，外包女人，不管家庭，我当时没当真。我认为黄师兄的性格跟我很相近，做不出这等缺德事。现在从他嘴里说出他妻子女儿父母兄弟都站在他的对立面，造成众叛亲离的悲剧，那么外面传播的事大概是真的了。不管后来情况如何变化，但当年应该是他追求她。如果没有他当年的海誓山盟，就凭他单身在上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她能跟他结婚生孩子？自己在外荒唐够了，却拼命朝妻子身上泼污水，极尽诬蔑之能事，连亲生女儿也不认，他的人品有问题。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呀。
　　 “我想卖掉现在住的这套房，还债，继续办企业。”他见我一时沉默，就另起个话题。
　　 我从沉思中反应过来，劝阻他：“这房子是单位分配的吧？按法律规定，你妻子和女儿都有份。就算你不把妻子算在里面，但女儿那份怎么处理。你卖掉了房，父女俩今后住哪？”
　　 “女儿一直住在她外婆家，不认我这个爹了，我还为她考虑个啥？卖了这房，我住女朋友家里去。”说到这里，我看到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我没接他的话，只是心里哼了一声：这个女人靠得住吗？
　　 临走前，我掏出六百元前给他：“我手头只有这些钱了。你先拿着用吧。”
　　 “哎，这怎么好意思用你的钱。我不要。”
　　 “拿着吧。你刚出院，还得调养身体，需要买些营养补补。谁让我俩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呢。”
　　 “行，那我收下了，权当我借你的。等我以后赚了钱，加倍还你！”
　　 从那以后，他好像又从人间蒸发了似的，没有任何信息。
　　 一年后，我突然又接到他的电话，口气显得很急促：“师弟，是你吗？我碰上麻烦事了，快拉师兄一把！”
　　 我提高了警惕，问：“啥事？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帮。”
　　 “是这样的，我的房子已经卖掉了。现在那个女人以女儿监护人的身份在法院里告我状，法院判我将买房款的三分之二分给她俩。还有几个债权人也把我告上法庭，逼我还债。我现在法庭上，法官说我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命令我先交部分担保金。如果我今天拿不出这笔担保金，法院就要拘留我。”
　　 我一听头就晕了，一年前的六百元约等于我半年工资呢。当时瞧他狼狈、可怜，决定送给他，不要他还。他的卖房款和欠别人的债，对我来说肯定是天文数字，我哪垫付得起？于是我支吾了一会，说我拿不出那么多钱，请他另想办法。
　　 他急了，就像落水者抓住一根稻草那般直嚷嚷：“喂喂，我说你不能见死不救吧。我俩曾经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呢，你就看着我被拘留？”
　　 “那，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一叠声地说：“不多，不多，保证金只交五千！交了我就自由了，可以赚钱还债了。”
　　 五千！我不吃不喝还得积攒四年。家里省吃俭用，也就一千元存款，离他的五千差远了。再说，他早就名誉扫地，不被亲友信任，我还借钱给他填无底洞？更何况我与他也不是什么亲兄弟，他怎不找他的亲兄弟？想到这里，我对着电话说：“你去年说要还我钱的，到今天你不但不还，还要我继续借钱给你？我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何况，你拿什么来还欠债和卖房款？”
　　 他先是沉默了一会，接着用失望透顶的口气对我说：“你这是不相信我有还款能力？好了，好了，患难见真情，我算是认识你了。想不到你那么自私，不顾人死活。咱俩今后割袍断义，再不来往！”
　　 从那以后，我真的再也听不到黄师兄的片言只语了。有时在船上遇到其他师兄弟，问起他的情况，都用三个字来回答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