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四面都没有窗户，终年不见阳光，用捡来的旧砖头和土坯垒起来的房子——严格意义上也算不得房子，都不如一般农户人家的牲口圈。没有防寒棚，没有挂面儿，带毛刺的旧木板和树枝垒成的参差不齐的房檐，被积年的雨水冲刷出很多洞的歪歪斜斜的墙壁，以及被老鼠肆无忌惮地挖出横七竖八孔洞的墙基和坑坑坎坎的地面，外加一扇破木板拼成的门，就凑成了这样不如牲口圈的只有八平米没有隔断的“房子”。在这样一年四季四面透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过天晴，屋里却依旧是黑暗潮湿的“房子”里，95岁的骆成贵足足生活了二十年。从二十年前他上山捡柴跌断了一条腿，不能再帮衬干农活开始，就被孙子骆辉把他从院子里的下屋挪到了院子对面二十米的这个土屋里。让骆成贵颇感安慰的是，骆辉总算是还能够记得给他送饭，虽然冷一口、热一口的不能按时，咸一口、淡一口的不能可口。虽然孙子骆辉住的土坯院落成了他的禁地——虽然这禁地是他当年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建成的，是他全部的财产。不管怎样，总算是可以坐在土屋门前眼巴巴地望着，也可以感到些许的安慰。因为这个世界上总算有一个和他血脉相连的人存在，虽然这个人极度地鄙视和厌恶他。
　　 十五年前，当地政府实行惠民政策，优待80岁以上高龄老人，每月补贴一百元。从那时起，骆成贵每月十号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拄着一根布满树疖子的老榆木枝桠做成的拐杖到镇政府领取高龄补贴，然后规规矩矩地在孙子的土坯院外把钱小心翼翼地递到骆辉因为干农活而老茧纵横的粗糙黑手里。一个月中也只有这一刻，他才能看见孙子隐藏着轻蔑、厌恶，甚至是仇恨的似笑非笑的脸。其他时间，骆成贵要么坐在破木板拼成的木门前，睁着浑浊的老眼呆呆地看着土屋对面的院落和院落里那个从小就恨他、憎恶他的孙子；要么躺在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板和砖头搭起的床上，望着头顶为了防雨张开的黑黄的塑料布。他的妻子死了，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同龄人几乎都死了，他曾经的辉煌和荣誉也死了，而他还顽强地活着。因为他固执地认为历史欠他一个公道，中华民族欠他一个公道，他固执地等待这个公道，所以固执地活着，像蝼蚁一样卑微、心酸、痛苦地固执地活着。
　　 他不怨孙子对他的憎恨和鄙视，是他这个国民党老兵让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从小就成为黑五类狗崽子，成为被欺负和唾弃的对象，以至于孙子从小就生活在自卑和黑暗的泥潭里，自暴自弃、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没有机会读书，一生贫困潦倒，甚至都没有娶上媳妇，更没有个像样的家。
　　 今天又是领补贴的日子，这是骆成贵最兴奋的日子，不管怎么样，他在这样的日子里总算可以看到孙子的笑脸，哪怕是带着轻蔑和厌恶的笑脸——这张笑脸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看到的笑脸。他是一个被时间和历史遗忘的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最终都是会被时间和历史遗忘的，只是骆成贵还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时间和历史遗忘了。他成为一个多余得连孙子都不耐烦的人，多余得让周围的人都奇怪得叹息的人。
　　 然而今天，他连固执地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没有拿到那每月一百元钱的补贴——他唯一的生活来源。他实在是没有勇气面对孙子的不耐烦和厌恶的眼神，甚至可能是恶毒的谩骂，还有断绝粮食的危险和冷漠。
　　 “你这个老不死的没用家伙。那么大的政府就没有你这一百元钱啦？！什么财政紧张，骗谁呢？！那帮龟孙子一顿饭就能吃掉一头壮牛的钱，偏就少了你这一点儿？！你那本事呢？!不是像砍瓜切菜似地杀日本人吗？你杀他们呀！这帮该杀的，吃喝嫖赌、贪污受贿、假公济私，跟老百姓作福作威的瞎闹腾，不知道挣了多少昧心钱！全乡也不过那么十个八个的人，就闹得财政紧张啦？！你每月就这么一丢丢点儿的进项，还没有本事要来！你吃西北风活着吗？！就算我养条狗，还能看家望门，你能干什么？白填陷啦！你怎么不替那条大黑狗死了呢？！……”
　　 骆辉越说越气，把他五十多年积郁的辛酸苦辣、愤怒、怨气、仇恨都一股脑地发泄到这个风烛残年的抗日老兵身上。骆辉脸上青筋暴起，黢黑干枯的面皮扭曲得如同皱皱巴巴的脏兮兮的床单，布满血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死了的鱼眼一样要挣脱眼眶的束缚，让人担心，随时都会蹦出去。他唾沫星子横飞，伸长的脖子上干瘦的皮下两根木棍一样的筋像要被挤出来一样，把干枯的老皮绷得紧紧。
　　 骆成贵战战兢兢地杵在大门外，惊愕地听着像刀子一样劈头盖脸剁下来的恶毒的怨愤和诅咒，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他那双像拄着的老榆木拐杖一样筋骨嶙峋的手抖抖索索，死死地撑住老榆木拐杖，不然就会像干枯的树叶一样随时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他真的希望能够可以被风吹得无影无踪，吹到一个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地方，山谷的缝隙、悬崖的深处、大海的波涛里，都可以——只要不再让他看见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里的人。
　　 “滚！”骆辉像头发疯的公牛一样用尽全部力气冲着骆成贵吼道，似乎想让这样的怒吼把他的只老不死的爷爷碎裂成粉末，再用鼓风机卷走，干干净净地不留一丝的痕迹。
　　 骆成贵像逢了大赦的死囚一样，颤颤巍巍地转过身，拄着老榆木拐杖，一拐一拐地向土屋走去。夕阳把他干瘦枯萎佝偻的影子歪歪斜斜地印到泥土路上，像一张被胡乱剪成的黑色纸片。
　　 骆成贵用尽全身力气推开那扇朽得随时都会散架子的木门，一头栽倒在同样破旧得随时都会坍塌的破床上，浑身瘫软、面如死灰。一个在战场上能够用刺刀挑开日本鬼子的肚子，用枪托砸碎日本侵略者头颅的英雄，现在却被作践得不如卑贱的野狗。
　　 骆成贵是国民党尖刀排排长，参加过“淞沪会战”和“长沙会战”，为了解救被日军包围的“司令部”，他身负十几处枪伤，至今体内还残留着五枚日军的弹片。在那个时代，他是想当然的英雄，他和他的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在中国横行十几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捍卫了民族的尊严。1949年，溃败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纷纷逃到台湾，没有赶上最后一班飞机的骆成贵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被遣送回到湖南农村的家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和教育。那时他贤惠的妻子李凤茹和九岁的儿子骆斌已经是村里改造和监管的对象，他的到来，无疑让这个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尽管他们一家三口整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小心翼翼地做人，依旧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他被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戴上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帽子游街批斗，他的儿子和妻子也不得不跟他划清界限，他被狗一样地拷打、作践、辱骂、戴高帽、游街、蹲牛棚。他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熬过十年浩劫的漫长岁月的，但是，他真的是活过来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和奔小康的富国强民梦想，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财富的积累和创造上，没有人再注意这个被遗弃的英雄，他被岁月的尘沙密密实实地掩盖起来，随着同时代的人的渐次地死去，没有人还记得他这个把刺刀插进日本鬼子胸膛，用枪托砸碎日本侵略者头颅的英雄。风烛残年的他也不得不依靠从小就受他牵连被骂作狗崽子的黑五类光棍孙子生活。
　　 “我为什么没有被日本人的刺刀杀死！我为什么没有被日本人的枪炮炸死？！”骆成贵用干瘪的拳头无力地捶打着摇摇晃晃的破床，揪扯着蓬乱得像鸟窝一样的头发。
　　 “没有希望了！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给我一个公道！我彻彻底底地被时间和历史埋葬了！我真的等不下去了！我不想等了！没有信心等了!没有勇气等了！没有资本等了！不等了……”他的意识逐渐模糊，迷糊……
　　 土屋里不断地涌出的腐尸刺鼻的味道，让村里人知道骆成贵死了。这时他的皮肉粘到了骨头上，眼窝深陷，突出灰暗的眼骨和牙床，苍蝇乱哄哄地飞着，蛆虫从腐烂的肉里往出乱爬。骆辉请村民帮忙，用塑料裹着，草草地埋葬了他。
　　 老屋被推倒了，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推倒了。在那一堆破砖烂瓦里，人们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军委颁发的八枚奖章和五本荣誉证书，用油浸的牛皮纸一层一层地包裹着。这些奖章和荣誉证书虽然经历了六十多年黑暗中的埋藏，终于还是重见天日，在耀眼的阳光里发出耀眼的光芒。
　　 骆成贵为民族的付出和民族给予他的待遇是如此的悬殊。早已被资本浪潮占领的中国市场，“有意义”终究是敌不过“有意思”；昔日为民族流过的血汗终究抵不过岁月、金钱和物质的风蚀。作为一个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他曾经在战场上无畏无惧地和日本侵略者拼刺刀，在炮火和流弹中侥幸地活了下来。这样的侥幸到底是真的侥幸，还是不幸和不幸的开始？！作为中华民族的勇士，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日子却过得如此艰辛，如此悲惨，甚至是如此地没有尊严，受尽侮辱和歧视，以至于牵连到子女儿孙，遭到子孙的记恨和鄙视，在颠沛中屈辱地生，在寂寞中卑微地死，被整个民族遗忘在幽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