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抵达喀喇昆仑山三十里营房时，我们已经在路上与高原反应撕扯、抗争了两天，身心疲惫。山坳里的几星灯火，在冰冷的夜色里远远地候着我们。星星像撒落在雪山上的宝石，在刺骨的寒风里眨着迷人的眼。
　　 兵站工作人员心细，晚餐很丰盛，一看就是用了心思的。但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食物失去了应有的热情，两天前出发时，在叶城留处生龙活虎、歌声飞扬的新战士，都像生了病似的，蔫蔫地坐在餐桌前。带队干部扯开嗓子说，到阿里的路还很长，更大的困难还在前面……他的开饭动员像命令，意思是不想吃也得吃，打起精神吃，必须吃。
　　 我跟新战士一样，头脑昏沉沉的，两腿发软，胃也难受，勉强喝了一小碗粥，就悄然起身，离开了兵站饭堂。
　　 夜色像一池年头深远的酒，浓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一身棉衣棉裤，披着厚重的羊皮大衣，身上仍一阵一阵发冷。院子里，汽车马达声轰鸣着，驾驶员晃动着手电筒，正忙着检查车况。粗犷的风发出一阵一阵尖叫，掠到耳朵上，像鞭子抽，生疼。巨大的雪山，在夜色里沉默着。
　　 三十里营房，只是漫漫新藏路上的一个小驿站。公路两旁有几家简陋的小饭馆。冬天大雪封山，道路不通，鲜有过往车辆，饭店老板像候鸟一样，回老家去寻温暖。天暖路通，他们又回来张罗生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养路站，但想来，人不会多。
　　 一阵明晃晃的光束划破了浓黑的夜色，几个汽车司机停了车，叫嚷着走进路边一家灯火昏暗的饭馆，响亮地与店主人打趣，说着方言味颇浓的诨话。因为有兵站，有饭馆，有微弱温暖的灯火存在，过往官兵和地方司机，都将这里称为喀喇昆仑雪山上的“上海滩”或“夜上海”。
　　 我在“街道”上转了一圈，除了呼啸的风，一片寂寥。
　　 这是我第四次在这里落脚。远处的雪山上，巡逻归来的战士们，也许正围着温暖的炉火聊天，说笑。
　　 第一次登上神仙湾边防连的日子，我一直记着，是6月29日。5380米，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数字，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驻兵点。所以，这日子一直记在心里。
　　 那天晚上，哨所举行篝火晚会，因官兵们刚换防上山，晚会开始前，指导员马进军宣布了一条纪律：只能轻歌曼舞，不许剧烈运动。脸膛黝黑，身型健硕的马进军看似糙人，话却诗意。他说，连队距首都北京六千多公里，我们虽然在雪山上守得孤独，却是祖国最美、最明亮的眼睛。
　　 我还记得新战士李济鹏裹着羊皮大衣坐在我身边的神态、表情。我问他：“来这么偏远艰苦的地方当兵，后悔过吗？”他说：“能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营为祖国站岗，机会比上大学还珍贵，能让人自豪一辈子。”
　　 风不大，繁星如斗，篝火映着他青春的黑红的脸庞。他似乎有些腼腆，不停搓着粗糙的大手。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心的。
　　 两个多月后，我再次登上神仙湾采写一篇节日专稿。那天因国庆和中秋佳节碰在同一天，连队很热闹。激昂铿锵的锣鼓声，像阳光的颗粒，在蓝得吓人的天空漫开，撞了对面的雪山，又远远地荡回，旋起，缓缓落进峡谷，像从天边边一层一层飘落下来。倘若在其他地方听到那样欢快的锣鼓声，是不会算上稀罕的，但那是在雪山之巅，站着不动都两腿发软，气喘吁吁，官兵竟然能威风八面地打腰鼓。
　　 “哪来这般功夫？”
　　 脸黑肤糙的马进军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一声：“练出来的，没这几下子，咋在雪山上巡逻！”
　　 缺氧，是上山官兵人人必过的难关。但这第一关，并不好闯。
　　 那个叫田飞登的战士，可能早就复员回山东老家了。那天，他腰鼓打得特别好，满头热汗，像在平原上玩。他是写了三次申请才到神仙湾哨卡的。刚上山时，他头痛眼花，连东西都看不清，吃啥吐啥，人软得如面条。连队干部决定送他下山，他扳着床板不松手，死也不下山。为了留在山上，他含着泪强迫自己吃东西，吃了吐，吐了再吃，一直折腾了半个月，才闯过了缺氧关。
　　 晚饭前，新战士罗刚捧着笛子，坐在哨所的台阶上吹《小白杨》，嘴唇裂口上的血，把青色的竹笛染红了一片，我有些不忍，想劝他歇了，看他吹得那么开心、投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天，我在神仙湾哨卡待了一整天，原打算晚上住在连队，跟官兵们聊聊天，听听他们守望雪山的故事。战士们也特意把炉火烧得很旺。不料，晚上八点，我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了。我恍恍惚惚，如在梦里，被连队官兵连夜送到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一次雪山夜话就那样被高原反应耽搁了。
　　 第三次在这里夜宿，是跟随一个新闻采访团上神仙湾哨卡。二十多家媒体记者，怀着无限神往飞抵喀什，个个摩拳擦掌，都想到被授予“喀喇昆仑钢铁哨卡”称号的神仙湾看看。但在喀什看完纪录哨卡官兵生活的录像，做过体检，有近一半的人，不得不放弃上山的愿望。剩下一半勉强抵达哨卡，也多被高原反应摞倒。我们在连队忙碌了四个多小时，就匆匆撤到了三十里营房。
　　 下撤途中，天空突然下起了雪，纷纷扬扬的大雪，说下就下，无声无息。倏忽之间，连绵起伏的高山，一派银装素裹。
　　 喀喇昆仑山六月飞雪是平常事，对生活在城市的内地人，却是难得一见的奇景。但高原反应折磨得我们既无心拍照留念，也没精力和心思赏景，只能匆匆下山。
　　 连队干部告诉我，哨卡要搞一点营房建设工程，连里抽不出人手，将工程承包给一个地方工程队，包工头从山下请来三十多个民工，每人每天三百多元，不料只在哨卡撑了一宿，第二天全跑了。人跑了，话却留得实在：这地方命都难保，挣钱干什么？
　　 三百多元，现在已不算什么，但在三十多年前，却是不小的数字。
　　 我知道，战士们在那里守防，津贴虽然不多，可建哨卡半个多世纪，却从没发生过战士逃跑的事。战士们说，我们是军人，不管这里多么荒寒遥远，我们都得守好，一寸不能少。
　　 有些事情，需要亲身经历。就像灵魂和身体同时穿过一片林子，抵达河流，或者被高山遮蔽的村庄，才能邂逅一些什么。比如悠闲的羊群、温暖的炊烟、纯真的笑脸，抑或突如其来的凶险。在苍茫雪山上当几年兵，拥有了这样的心灵底色，生命里有了这样的经历，脚下还有什么山不能越，什么河蹚不过？
　　 在兵站的院子里，我不经意间听到一段对话：“你体质弱，容易感冒，回房间去睡。”“不，我不回去，你都在车上睡仨晚上了。”“我跑上百趟了，比你有经验。”夜色里，我看不清他们肩上的军衔，但听得出是一个老兵和一个兵龄不长的战士。
　　 跑高原的汽车兵，把新藏公路不叫公路，称天路，上新藏线不叫走，也不叫跑，叫闯天路。在生命禁区跋涉，意想不到的凶险随时会降临。为了把危险留给自己，将安适让给战友，他俩竟在刺骨的寒风里推来让去，甚至争执起来。
　　 我立在浓重的夜色里，心被他俩的对话轻轻拍打着，忽然想起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小张，想起我们白天的说笑。
　　 “我当兵进阿里时，还是老解放，现在，路况比过去好了，车都是新配的，动力大，吨位也大，沿途有的地方还有饭馆。”小张在车上跟我聊天，两眼总是紧紧盯着前方的路面。
　　 搭着篷布的运输车队，像飘在雪山上的绿色音符，起伏，缠绕。透过车屁股扬起的沙尘，不断看见战士把头探出篷布，趴在后厢板上呕吐。
　　 小张说，吃下去的东西会吐完，甚至胆汁，到阿里高原当兵，有高原反应就像人会吃饭走路一样，挺稀松平常的事，男人在山上遭遇高原反应，有点像女人孕期反应，强弱因人而异……看着小张的嘴在动，我的耳朵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人像被扔进了一个机器轰鸣的庞大车间，太阳穴筋脉“咚咚”跳。他给我一粒口香糖，说大口嚼，张大嘴。
　　 其实，我心里明白，高原反应远比女人的孕期反应强烈和痛苦，呕吐、头痛、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生不如死的感觉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
　　 五月，在内地，已是春深夏初，草木葱郁，庄稼扬花吐浆的季节，雪山上却看不见春天微茫的脸。在新藏公路的起点——叶城零公里处整装出发时，我抬头看了看天，天空瓦蓝，有轻薄如纱的白云在天空游走，空气里有淡淡的春草的气息，路边的柳树枝上刚刚缀上黄豆般大小的芽苞。看不见鸟，它们被战士欢快嘹亮的歌声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撵到了远处。
　　 中午，车队在达坂上休息，让战士们下车“放水”。两个战士提着裤子立在路边，半晌都没动静。我看见一名跟车的中尉走过去，在他们身后侧身摆了一个撒尿姿势。只是我看得清楚，他撒出的不是尿，是缓缓从瓶里往外倒矿泉水。
　　 立在高原猎猎寒风里，那一刻，我的心里涌起一股热流，很想走过去，和那个中尉深深地拥抱一下。细小的流水声，让两个新战士在伸手可摸天的高原达坂上撒了一次尿，这事也许没人信。我信。
　　 不少战士蹲在地上不停地吐，有的吐得脸上血色都没了。战士们衣服上挂着呕吐物，有些干了，有些刚刚从肠胃里飞出来，刺鼻的味道在军装之间来回传递。没有谁会觉得难为情，因为这是在雪山高原上，生命薄如纸片。向着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进发，对我们这些首次上高原的军人来说，其实跟上战场一样，就是慷慨赴死。
　　 夜，已经很深，兵站的许多房间里还亮着灯。我知道，不少战士因为高原反应，一晚上都会在痛苦中不停叫嚷，随行的军医会为他们忙碌一个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