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的针线篮是爷用篾条给她编的，形状圆圆的，直径有三十多厘米，深有十多厘米。
　　 针线篮里除了装有针线外，还装有锥子、顶针、纽扣和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旧布，看上去有些零乱。
　　 娘生于一九二○年，缠过几天脚，拇指被缠变了形，但算不上小脚女人。晴天，娘要下地干活，针线活只能雨天、晚上和盛夏的午休时做。我家很穷，全家六个人很少添置新衣，即使添衣，绝不可能买成品，也不可能拿布料去几里外的裁缝铺加工，只能靠娘自己手工缝制。
　　 那时的布料，多半是娘用纺车将棉花纺成线，再将线织成的“土布”。土布织成后，娘还得买来染料放入开水锅中，待完全溶解后把土布放进去煮上一会儿，染成耐脏的深色。
　　 土布线粗，密度很差，用它缝制的衣服，洗一次就变形，穿几次就会开始起洞。娘常说：“小洞不补，烂开了就难补了。”全家人的衣服隔三差五地在起洞，娘就得隔三差五地补一补。不管白天干活有多累，也不管做完家务有多晚，娘都要拿出针线篮，翻来覆去地找出大小合适、颜色接近的旧布，一针一线地把衣服补好后才睡觉。那时，娘的岁数并不大，但几乎天天见她累得直不起腰，经常用拳头往自己的背上捶。娘时常头痛，晚上总是用围腰包着头睡觉。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穿到后面，几乎满是补丁，臀部和膝盖部位更是补上加补，丁上加丁。我八岁那年，不想老穿补了又补的衣服，在娘跟前撒气，把娘递给我的衣服丢在了地上，娘顿时难过起来，但并没骂我，而是弯下身把衣服捡起来，噙着泪花细声说：“老七，穿上吧，娘以后有了钱给你买洋布来做件新的。”
　　 长大以后，每当想起这事儿，我都会在内心深处悔恨自己当年的不懂事。
　　 补得实在没法再补的衣服，娘就把它一块一块地拆下来，积少成多，洗净晾干后，卸下家里的一扇门，用浆糊把它一块紧接一块地贴在门板上，重复贴三五层，干透后作为做鞋底的“布壳子”。那些年的农村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很少穿鞋，但过年是一定要穿的，大年初一，人人都会穿上一双崭新的布鞋，兴高采烈地到集镇上走上一趟，孩子们买上一根甘蔗扛在肩上，连蹦带跳，算是欢度新年。娘每年为全家每人做双新鞋，说起来只有六双，可并非易事。在准备布壳子的同时，娘和爷还得在自留地里种上一点苎麻，待成熟后剥下苎麻纤维，拧成三四米长、牙签那么粗的麻绳，用于纳鞋底和上鞋帮。备好了布壳子和麻绳，娘这才从街上买回白布，用来做鞋底的面子，买回灯芯绒或者卡其布，用来做鞋帮的面子。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脚都没长定，每年新鞋的大小都有变化，娘只需用手在我们的脚上比一下，凭感觉就能把鞋底和鞋帮的样纸修剪出来，再以样纸为准，把布壳子剪成鞋底和鞋帮。鞋帮只需一块布壳子厚度就够了，鞋底则不然，要好几块叠加起来厚度才够。壳子剪好后，娘把鞋底壳子一块一块地重叠着粘在一起，用小钉锤密密麻麻地捶上一阵，确认粘牢后再把剪好的白布贴在鞋底的两面，把鞋帮面料贴在壳子上，算是形成了鞋底和鞋帮的毛坯。
　　 纳鞋底时，娘把形状像戒指的顶针戴在右手中指上，先用锥子在厚厚的鞋底上锥出个小孔，把穿着麻绳的针插进孔里，顺势用顶针把针顶过去，再用力拉针并拉紧麻绳，就这样，锥一孔纳一针，密密麻麻，一双鞋底至少得纳上几百近千针。
　　 娘通常是春天准备布壳子，夏天拧麻绳和纳鞋底，秋冬时节缝鞋帮。娘没有专门的时间，只得见缝插针。酷暑天，农村人要下午太阳西斜后才下地干活，娘就利用这午睡时间拧麻绳，纳鞋底，打瞌睡时，娘总会自言自语地反复念唠：“瞌睡神瞌睡神，睡了瞌睡做不成。”久而久之，我也会念了，但娘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我当时真没完全搞懂。十岁以后，我学会了编竹扇子，而且还能在扇子上编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字样。暑假期间，为了多编扇子去卖，我也像娘那样，瞌睡神怎么缠我，我也坚持不午睡。
　　 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并不难，难的是缝得松紧适当，针脚整齐，对此娘很有技巧，缝出的鞋子非常合脚。鞋子缝好后，娘还会用切鞋刀精心地把鞋底周边修整一番，使其精致美观。
　　 冬天，我和妹妹放学回家天就黑了，家庭作业只好晚饭后在煤油灯下写。每当这时，娘总会拿出她的针线篮，悄悄地陪坐在我们身旁，或者缝鞋帮，或者缝新衣，或者补旧衣。娘没上过学，一字不识，可她时而会伸长脖子看看我和妹妹在作业本上写的字儿，时而又移动目光看看妹妹和我的脸庞，那目光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是那样的慈爱善良，是那样的充满期望……
　　 我在西藏当兵服役的时候，娘靠着她那个针线篮，带着妹妹为我缝制了十几双精美的鞋垫。每次收到鞋垫，我总会在心里默诵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期间，娘一旦有空，还会拿出她的针线篮缝缝补补，所不同的是，娘戴上了老光镜。此时此刻，我忽然觉得我的娘开始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