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我读过二遍。正如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所说，这是“因为现代中国人仍然会关注‘士’之社会意义如何延续，也仍然要思考‘中国文化’如何重建。”这也是读书人对于自身价值无法回避的探求。作者在《新版序》中也说“这次细读校样，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改正。费时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订。”说明作者也没有停止过深入的思考。
　　
　　 由“士”说起
　　
　　 曾经疑惑：何以近来不少知识分子都称自己是知识人了？该书给出了答案：“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所以我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目的是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前段时间有过“分子”与“份子”的讨论，现在出版物一般都用“分子”了，但还是有人坚持用“份子”。因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两者相比，混同一般的分子，给人的感觉比份子更没有群体感，也容易消弭这个群体“士志于道”的自觉承当意识。而且自梁启超以来，称“份子”已经约定俗成，也没有必要将“分子”再多弄出一个多音多意词来。正如清初顾炎武厌恶“文人”之称，常引宋人刘挚之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如何称呼，自有不同情境的考量，所以余先生说：“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同情我的感觉取向。”这句话是有深意的。
　　 该书从士的产生开始论述，一直到不同历史时期士的演化，史料之扎实，分析之深刻，称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士最重要的是做事，《管子》有言：“官谋士”，尹知章注解说：“士，事也，官各谋其职事也。”孔子说：“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少学者认同这样的说法：“古代只有武士，至孔子殁后才渐渐有文士的兴起，所以文士是从武士蜕化而来。”但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从事祭祀的巫尊于武士是不言而喻的。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古代的王官之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以后才有了分工和分化，所以，笼统地说“以器识为先”的士从武士蜕化而来，是值得商榷的。
　　 从士“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动的轨迹”上看，士从一开始就是以“通古今，辨然否”为己任的。作者指出：“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中国的士也一样具有这种宗教般的承当精神。无论天下有道，还是天下无道，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这份责任。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愈是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恃“道”抗“势”，“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的命运。
　　
　　 自任以天下之重
　　
　　 还有一个令我感兴趣的是士与商的关系。中国古代长时间重农抑商，所以常说“士农工商”，我一直怀疑除了所谓的本末以外，把商放在最后，还有统治者不愿明言的内容，不然何以上古有商朝？读了本书才知道《榖梁传》就说过：“上古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能够在物质精神上得到自足，甚至抗衡和影响乃至蔑视权势的，是文化与经济，这就是封建专制政权不愿意发展商业的一个原因。从来的义利之争，往往有欲人放弃众人之利奉一人之嫌。到了明清之际，由于商人在社会上的活跃以及巨大利润，连明武宗也产生了羡艳之情，不仅在宫中扮商估，还乾脆派宦官在多处开设“皇店”，直接与民争利起来。
　　 顾炎武说：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作者分析说：“以社会身份而言，‘士’限定在封建贵族阶级内部；在政治方面，‘士’限定在各种职位之中；在思想上，‘士’则限定在诗、书、礼、乐等王官学的范围之内。”这样他们就不容易发展出超越的精神，不容易全面而系统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了。然而终于礼崩乐坏了，士可以“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这，吾不复见”，以致可以争取“帝者以师处，王者以友处”的“不治而议论”的地位了。于是作者分析说：“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处在相对立的位置。”但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们才能坚持其“思想上的信念”。在道统与政统分开后，“他们正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因为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它不能老是单纯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弘道的担子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他们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
　　 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是第二义的，“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事业之伟大崇高，足以使他们中的坚定者能够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中国的士则不能坐视世界的衰落而无动于衷，他们无论在和平或在乱世，都不能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传统。
　　 该书一共由八篇论文和附录的四篇文章构成，为了论述不同主题，不可避免地重复了不少相同的内容。但中外历史的对比，以及运用康德、马克斯．韦伯等人的哲学思想作出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也是其显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