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端午节，赶回冲里。
　　 记忆里的端午节，娘和姐姐们包的粽子尖尖角，大红枣做馅，有时想吃肉馅，买不起，便放一丁点腊肉，咸，过年招呼客人余下的自己舍不得吃，腌的，盐多。家乡的粽叶，宽大，肥厚，包的粽子香，糯，特别是捆绑的绳子，那是做葡扇用的枝叶撕成的一条条，有点象太上老君手里的拂禅，扯一根绑一只。
　　 长大后见过广东的粽子，花花绿绿的线捆绑得四四方方，以为是豆腐块，更像小时候我们用南瓜叶子包泥蛙撒几点盐，偷偷倒一滴油，卷成四四方方，用稻草左一下右一下，用“西乡”话说，就是绑贼一样，放到火红的柴火灰里去煨。广东的粽子好吃，也好看，花样也多，排骨馅，蜜枣馅，蛋黄馅，鸡肉馅……五花八门。有如广东的月饼，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但是比起西乡的粽子，缺少了一种香，一种糯，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垂涎与思念。
　　 特别是娘和姐姐们包的，永远吃不腻，吃不够，记得娘在的最后的那年端午节，娘躺在床上下不地，二姐出了嫁，三姐辍学成了家里主劳力，她心灵手巧，再加上娘的教导，三姐比二姐更能干，日子虽然说困难，但是从未有过的温馨，家里喂养了一头母猪，收入比放鸭差点，大哥当兵在桥头，家里鸭子缺人去管，其间我和大我一岁半的二哥一个赶前鸭，一个赶后鸭，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人小，鸭子也欺负我们，老是下队里的稻田伸长脖子叼禾穗，本队的人都同情我们俩弟兄，七八岁的放鸭佬，多数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没看见，邻村的可就不一样了，捉走了几回鸭子，事后伯父担谷子去赔礼道歉才罢休。特别是端午节前后，青黄不接，家里常常断顿，早稻禾苗还刚未抽穗，队里严禁鸡鸭鹅下田，圈养的鸭子全靠粮食饲养，伯父作主张，人都养不活了，卖了。
　　 那一年的端午特别热闹，三姐与邻居换几筒糯米，掺杂红豆，红豆是自留地种的，粽叶自家门口禾坪边就有。以前二姐当家，包的粽子，也许一筒米掺豆只能包五个六个，又大又好看；三姐不一样，掺豆之外加些扫清明事后舍不得吃的肉，因为腌了盐，咸，只能放那么一点点，有时也会放枣子，一筒糯米可以包十多个，尖角瘦小，显得好看，平时吃三四个，大家分不到，这样平均可以吃到五个了，因为粽叶多，更有粽香味。
　　 时光荏苒，三十五年过去，现在不可能吃到娘包的粽子，也难得尝到姐姐们的手艺，兄弟姐妹们为了生计奔向五湖四海，忙忙碌碌，就这么过，过得这么快。
　　 又是一年端午节，有文化的人在追忆屈原，屈原溺水汨罗江，以死报国。大家的追崇，成为一代豪杰，成为一种文化，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我想之所以被炒作成为一种精神，其实更多的是后来的统治者在人们头脑植上一种思想上的毒药，即君臣思想，臣必忠于君，君亡，臣必以死示忠。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学识浅薄，不敢妄自论断，但是我琢磨，我探究，假如屈原不投江，有如勾践卧薪尝胆，也有可能百万雄狮可吞秦。屈原没有这么做，选择一死了之，有人说他是一个胆小鬼，在困难面前低头，最起码的杀一个扳本，杀两个赚一个的道理都不懂，救国救民的方法数不胜数，为何偏偏投河自尽？唉，中国文化太深，不容我一个无名鼠辈莫名地指指点点。
　　 时间久了，人们纪念他，在另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是在告诫自己，别步屈原后尘，遇到困难别跳河。
　　 西乡王船山，王夫子，弃昏君隐居山野，即使施展不了经天纬地之才，但至少可以种姜教书，可以发乱话（西乡话称侃大山为“发乱话”），泼墨万千。后人整理成书有曾国藩之王夫子遗书，有毛泽东之毛批船山遗书，成为史上第一个唯物论著作家，典型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何苦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
　　 再说方先觉，也没有选择投河，不是湘江河水比汨罗江水浅，而且方将军心里还有四千残兵九千伤员十几万衡阳百姓，他没有死，而是与大家都活下来，有一本书《活着至上》，只有活着才有扳本的机会，只有懦夫才选择以死了之。
　　 我不敢苟同某些观点，这是我对屈原投河的一点想法。
　　 之所以选糯米包粽子，也许是暗示懦糯同音。
　　
　　 本文写于2018年端午节（因为正在看衡阳保卫战，难免会扯上方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