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活的小镇发生了太多的故事，那是毛主席健在的年代，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听说了一件吓人的事：供销社的会计贪污了三百多块钱，领导找他去谈话，他跳窗子摔死了，为此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没法把钱补起来走了绝路，有的说他觉得丢人寻了短见，有的说他这样了断也好……
　　 当时的我倒也没觉得这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有一句话却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心坎上，那就是贪污是不好的事，做不得的。常常听到人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我们峡口大队有五个小队，每个队里都配有一名会计。
　　 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一队会计的家时，看见他的大门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大白纸，怕小孩子撕了它，贴得很高。纸上是一个统计表，有一个格子里的三个大数字108，格外引人注目。
　　 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缘故：一队的账面上有108元的“鬼”。
　　 没多久公社的干部找会计谈了一次话，社员们还没听说他被撤了的事，他就与世长辞了。
　　 会计是小镇解放前的初中生，其父在本地当过多年的乡长，解放后被镇压了。在我的记忆中，会计一直很严肃，很少听他说过话。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儿，大孙女和我们在一个班读书，小孙子比我们小两岁。
　　 小孩子都很怕他。有一回，一些小孩子在他的屋旁玩耍，说话声音有些大，影响了他在屋里算账，他突然站在了他们跟前，他们拖着软退拼命地跑，他大声叫道：“你们这些小东邪儿，再在这儿瞎吼了，给我小心点儿！”这次后都更怕他了，过他的门口总是小跑过去，生怕他出来。
　　 多年后才知道他是上吊自尽的，他的儿子悄悄地把他给埋了。
　　 我调到中学后遇到了一位撤职的会计，因为做假账坐了三个月的监狱，出狱后做寝室管理员，说话总是小心谨慎的。
　　 他是故乡小镇文革前的高中生，人们给了他“老三届”的美誉。他先在一所小学代课，转成民办后又去师范读了两年书，教了多年的小学数学。他的一个堂兄在镇中当校长，把他弄去当了会计。
　　 聪明透顶的他对学校的收入、支出、结余过目不忘，又能写一手漂亮字，所以账做得很好。校长常常得意地对中层干部讲：“我看的人准没错！”
　　 那时中学有一块勤工俭学基地，栽有几十亩柑橘，建移民新镇需要被征用，一切补偿都给了学校。这笔钱有十多万，在当时对于学校来讲可是一笔大收入。
　　 后来有人“敲山震虎”，向上面举报了会计，一查账问题出来了，基地补偿款虚列支出达半数。会计知道只有自己承担了一切，才有继续留在单位的希望，否则有开除公职的可能，所以他没有“咬”人。他从监狱出来后呆在自己的宿舍里“闭门思过”，很少出来。
　　 撤校并点后中学撤走了，他被安排到镇小做保育员，兼任食堂的司务长，住在男寝一楼保育室里。我在男寝三楼分有一个工作间，所以常常和他碰面。
　　 他喜欢喝酒，所以有了好菜常和他喝两杯。谈到过去的事情，他对教小学数学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从不提及自己当会计的事情。当无意中戳到了伤心的往事，偶尔也说几句有点含蓄的话：“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很多时候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何必那么认真呢。”
　　 小镇出了这三个人后，我们再没听说小镇的会计自尽、坐牢、撤换的事了。有人说这是“活教材”起了作用，有人说这是《会计法》的功劳，有人说事不过三……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道是无情却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