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滂沱，又临近中考发榜，心中感慨万千。想起了20年前我的中考，想起突然在大雨中来到我家的李老师，想起改变了我一生的、沾着雨水的录取通知书。
　　 李老师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他高挑的个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还带着幽默风趣。在教学上很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教过的学生的英语成绩在全县一直名列前茅。
　　 读初中时，家里的条件不好，父母上有四位老人需要赡养，下有我们四个孩子需要抚养。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而来，但真正涌到我们村时已是几年后了。因为家里劳力少，工分就挣得少，吃饭的人口又多，生活难免拮据。街坊四邻都劝我的父母打消让我继续读书的念头，赶快让娃娃下地干农活，帮衬家里。但父母没有动摇让我们读书的决心，直到现在，父亲还不时跟我提起他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坚持让我读书。他常常因此感到自豪，我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那时，农村人穿的衣服都是用自家的土布做的。把棉花纺成线，再把线织成布，最后把布裁制成衣服。织布时，我也有活干，最基本的工作是缠线穗子。就是把从纺车上卸下来的线穗子，缠成可以放进梭子里的线穗子。
　　 初中时我已开始住校，每周日下午返校时，我都会背上一大书包线穗子。每周五放学时，就已经成了可以躺进梭子里上织布机的线穗子了。这是为了读书、干活两不误，我和母亲商量的结果。
　　 织布一般都安排在冬闲时。那时学校里没有暖气，教室和宿舍里都生了煤火炉子。初中生年龄小，不会伺候炉子。很多时候，炉子只是一个摆设，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我从小就怕冷，这一住校，更是难熬。上课、写作业、缠穗子，手脚暴露在阴冷的寒冬里，刚开始时有点痒、有点疼，慢慢地肿起来像面包。舍不得花钱用药，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冻疮，慢慢化脓流水，开始溃烂。最严重的时候，溃烂处的脓水透过棉布袜子粘在鞋里上，没有办法脱下来，晚上睡觉时只好不脱鞋子，头朝里脚冲床边睡在大通铺上。直到现在冻疮疤痕还像花朵一样，赫然留在我的手上和脚上，标记着这段艰苦的日子。
　　 我的痛楚被我的英语老师李金发现了，他给我送来治冻疮的药。我每周带到学校的干粮，夏天变馊发霉，冬天又冻得棒棒硬，一周的干粮到周末回家时只能吃掉一半，把剩余的一半又背回家去，我的胃因此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李老师知道后，让我去他家里熥干粮。他家离教室比较近，这样，我就不用再穿过整个校区，到达位于学校西南角的食堂热饭了。看到我拿出的变馊发霉的干粮，他齐刷刷扔到一边，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刚开始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去，后来他让他的女儿过来叫我，说有疑难问题想请我帮忙，我才开始答应。每顿饭菜吃得很简单，有时煮点挂面，有时拌个疙瘩汤，有时熬锅小米粥，但热汤热水的，吃到胃里很舒服。我的胃病也慢慢得到缓解，开始好起来。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跑到我的家里进行了一次家访。了解了我家的条件，体会到父母对我顺利考出去的期望，李老师在生活上照顾我，在学业上又为我开小灶。那时想多学习点知识不太容易，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课外辅导材料，复习资料都是老师四处搜集，用钢板刻下，再油印出来发给大家。这是我们绝无仅有的学习资料，他把搜集到的书本给我，让我在里面挑选题目。刚开始我不懂，经他耐心地引导，我很快就摸索出规律和方向，同时也把复习资料的原版学习了数遍，英语水平在此期间大幅度提高。
　　 可能是我的期望值太高，中考考完最后一科时，总觉着这道题错了，那道题也不对。看完我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了，真想找谁发泄一下。李老师看着我的状态，很是为我捏了把汗。
　　 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中考报志愿的事一窍不通，李老师就主动承担下了这件事。那时是先报志愿后出分数，他看到我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但想到我平时的成绩，坚持要报当时认为是国家部属的中专学校——地震学校。这所学校全省才有四五个名额，他独具眼光地认为大家可能都不敢报。如果能上这个学校，将来能分配到科研单位或者政府部门，是含金量高的选择，这样险中取胜，比上高中考大专还强。他掂量来掂量去，既怕报高去不了，又怕报低吃了亏。他这招险棋遭到班主任张老师的强烈反对，张老师认为一定要选择比较保险、能够录取的学校和专业。这样既保证了升学率又不至于让我落得没学上的境地。就在两位老师争执不下的时候，父亲出面了，他要堵死我上高中或者复读这两条路，坚决认同张老师的意见。当分数和分数线一出来，成绩远远比我预计的要好，这坚定了他要为我报地震学校的决心。因为志愿已填报，他赶紧联系教育局，托人拉关系更改志愿，经过他不懈努力，我最终报上了他认为前途光明的部级地震学校。这个学校是当年全国四所实行“四五套办”制的学校之一。也就是说进入大学后两年进行分流，成绩好的进入大专班学习，成绩不好的以中专生的身份毕业，且比大专班可以早毕业一年。虽说志愿修改了，但能不能真正被学校录取，还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在通知书没来之前，李老师比我还纠结、紧张，怕这个志愿万一落空了，既耽误我的前途，又不好跟我的父母交代。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我作为农家的孩子，不像现在孩子考完试可以外出旅游，用休闲娱乐消磨掉等待的折磨。我只有一个选择，回家务农。暑期，正是棉铃虫猖獗的时候，农药紧缺，各家各户都采取用手逮的最原始的方法。棉铃虫喜阳，越是太阳日头毒辣的时候，它越是出来，蜷着身子，缩卧在棉花蕊处，这也是逮棉铃虫的最佳时机。错过了，它就很有可能钻进棉桃里，藏起来难以发现。就是喷农药，有硬硬的棉桃壳护着，效果也不理想。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我脾气急躁，经常和家里人闹矛盾，每每去地里干活，总是选择自己一个人去。在空旷无人的田地里，在毒日头的曝晒下，我一个人猫腰对着地里一棵棵棉花忙活。有一次，刚给棉花喷了农药，我又去地里逮棉铃虫，顺便整枝打叉。不知是太阳太毒辣，还是农药挥发出的物质起了作用，感觉头晕恶心，突然察觉棉铃虫层出不穷，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看着茫茫无人的四野，突然感觉虫子已不单单再是虫子，总觉着是由什么变来的。这一想不要紧，心里立马害怕起来，一路哭着跑回了家里。现在想想那一刻也许是幸福的，因为等待的折磨已消失殆尽，只剩下害怕紧紧地包围着自己。
　　 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天降瓢泼大雨。父母坐在北屋的门前聊天，我坐在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正在这时，只见一个人左手提着鞋子，右肩扛着自行车走进院子里，把父母和我吓了一跳。
　　 那个人从肩上卸下自行车，靠在影壁墙根，赤脚蹚过院子里哗哗外流的雨水，走进来。
　　 “我敲门没人应，觉得可能是雨声太大了，就自顾自地进来了。”来人原来是李老师！
　　 “啊，李老师，你这是？快进屋来，快进屋来！”母亲先认出来，忙着招呼站在院子里的李金老师。
　　 “这样的天气，骑自行车不好走吧？”母亲接着问道。
　　 “哪是我骑自行车呀，是自行车骑着我来的！路上好多路都被雨水冲断了。”李老师在这时也不失他幽默的个性。
　　 “李老师！”我慌忙站起来。父亲已把从铁丝上拽下来的干毛巾（也是家织土布做的）递给李老师。李老师哐叽一声把滴着雨水的鞋子扔在地上，没有直接接父亲递给他的毛巾，而是兴奋地把手伸进衣服里往外掏东西。
　　 “他李老师，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雨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母亲在他的身后，没发现他的举动，还在疑惑地问。
　　 “看看这是什么？！”李老师把从胸前掏出来的东西高高地扬起来。
　　 “这是什么？”看着李老师从贴胸的地方掏出被塑料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张纸，“难道是……”
　　 “对了，李子的录取通知书，第一志愿地震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李老师左手胡噜一把脸，顾不得身上还在湿漉漉地往下滴着水，右手把通知书再次高高地扬起来，向着父母炫耀。
　　 “更改志愿时，我就做了主报，当时有险中取胜的嫌疑。虽然知道全省要不了几个，但又觉得因为名额少，其他人很可能不敢报。李子分数不低，我便有了报这个学校的勇气，虽然张银老师到现在也不同意我的做法。”不知他是因太高兴而哽咽，还是雨水太大受凉嗓子不舒服，他跟父母讲起更改志愿的事，神情特别亢奋：“今天一收到通知书，整个脑袋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赶紧送过来，早点与你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没有去接录取通知书，而是一股脑冲进雨里，把漫长的等待积压出的抑郁，转化成止不住的泪水哗哗地流出来，融进雨水，流出院外。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中考生发榜，我就忍不住地想起冒雨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李老师，忍不住怀念那张珍贵的、改变了我一生的录取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