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那年参军去了青海，母亲为此而老是偷偷抹泪。父亲见不得母亲这个凄惶样子。“哭什么！又不再打仗死人了！”每当父亲用这样千篇一律的话怨怼母亲时，母亲总是背过脸去，不理父亲。母亲曾对我说，父亲一世的活络脑筋，一直希望子女能出门闯天下。母亲说的是。父亲常说：“人不能像锯子，老呆在一个地方拉扯。”父亲会些木工活，家中常备着锯子、斧头、凿子。听烦了父亲这句口头禅，而对父亲酒后偶尔叹言的酒话，我倒是绝对认可的。父亲说：如果当年奶奶不死命拦着他去当兵，他肯定能当上大官。
　　 当年新四军攻打日伪盘踞的县城时，父亲年已九岁。骑着大马的新四军首长，将太太和襁褓中的女儿托咐给城外老乡后，便领着部队去围攻县城了。当时的父亲顽皮、好动，瞒着奶奶偷偷跑到村中乡亲家，窥看难得一见的官太太到底是长何样。结果，不着军装，反而是穿着旗袍的官太太，不但很亲近人，还抓了把糖果给父亲吃，并且还随手将小孩塞进父亲怀里，要父亲好生替她抱好女儿，她自己得去看打仗的丈夫。父亲说要跟着一起去看打仗，官太太允了。此时，县城护城河两岸已是枪声大作，敌我双方正拚得激烈……
　　 攻城胜利后，首长要带着部队去苏北。临了，首长送了几个缴获的日本罐头和一双日本兵的黄皮鞋给父亲，并顺手摸了一把父亲乱糟糟的头发后说：“小鬼头，跟我当兵吧”。这当口，奶奶正好急匆匆的赶到跟前，说什么也不让父亲跟着部队走。首长见状，哈哈大笑道：“小鬼头还小，我是说着玩的”。话音刚落，首长便跨上大马，说了一声好生过日子后，便哒哒哒的策马而去……
　　 多年后，父亲才知道那大官就是开国中将王必成。父亲一直怪奶奶阻拦了他去当兵；一直认为自己是块当军官的料；一直认为此生没有多大出息，是当年没有跟着王必成走所造成的。
　　 父亲说小东洋的皮鞋真不错，只是当年他年幼穿不了，让我四爷爷占了便宜。弟弟当兵三年后，回家来探亲。母亲笑逐颜开，父亲喝光了一瓶招远牌白酒，醉醺醺的非要让弟弟脱下军鞋让他试试。结果是弟弟的脚大，父亲的脚即使糙裂骨突，套上弟弟的解放鞋，勒紧鞋带后仍然显大。父亲悻悻地埋怨这帆布解放鞋没有当年日本人的好，但还是捏着鞋反来复去端详，眼神里流露出爱惜和羡慕的光芒。
　　 弟弟当上军官后，穿上了黑皮鞋。那厚实宽裕牢固的军官鞋，在当时，是羡煞所有男人的。军官和士兵不同，交际能力和人脉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士兵的军装、军鞋，不到退伍回来，家里人是占不到便宜，讨得穿穿而显摆的。当了军官，路子活络了，私下里搞点军用衣鞋给家人风光风光，还是有可能的。弟弟当上营长后，回乡来探亲，送给父亲一双比自己穿的小些的军皮鞋。父亲说这鞋比当年小日本的要好，是真皮真料的好鞋，穿着威风，派头十足。只是父亲自己没舍得穿，送给了我的一位堂叔。
　　 堂叔是栽芹菜的好手。当年在自留地里持弄白芹，过年时能卖不少钱。我那时在苏州念书，生活费用常常是由父亲出面，向堂叔借了后邮寄给我的。值到姐姐比我早两年大学毕业工作后，钱才慢慢还堂叔。堂叔平时总是说不急用，不要急着还的。其实，当年堂叔翻建房子，迎娶儿媳妇时，借了邻村上下几户人家的钱，揽了不少亏空。母亲常说族里的几个堂叔都是好人，我和姐姐念书时，他们没少帮衬。弟弟部队转业时，带了不少军装回来，每个堂叔送了一件。当然，还留了一件给父亲。父亲曾常常穿着四个兜子的旧军装上闹市、窝茶馆，一副克制不住的洋洋得意派头。
　　 曾记得有年，二堂兄的内弟于市属企业里下岗了。这在当时算是正常的事儿，但父亲却很窝火。父亲认为他是个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了三等功的有功军人，单位不应该随便把他辞了。父亲信兴十足地给我弟弟打电话，要求这个当了“大官”的儿子管一管。弟弟回话说自己已经不在部队，即使还在部队，也管不了这事。父亲骂了弟弟一句“怂包蛋”后，“啪”一声重重挂了电话筒。既而，父亲又打电话给我姐姐，希望姐姐帮忙说道说道。姐姐回答父亲，说这是国家政策规定，是形势所为，任何人也不能阻挡改革的潮流。“哎呀，你这丫头，当个芝麻官科主任，一套一套的官腔调倒不少啊……”父亲照例气鼓鼓地撂下电话，续骂了一句：“日他娘的！”
　　 此事让父亲寢食不安，明日过来，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来电。电话中，父亲先是说原本不想找我，只是没得办法了。父亲好生同我诉说了一番，言语中充满了无奈。父亲说二堂兄一家对我不薄，我读书时，二堂嫂还帮我织过一件开司米毛衣送上门呢。这些我当然记得，并常常为此而感叹亲情之重。父亲还说晓得我的脾气倔，不善于打交道求人，但人总得记着人家的好吧！能帮人还是得帮的。父亲还说我以前坐过为公室，认识当官的不少，料定我能帮得上这个忙。我听父亲在电话里唠叨了半天，没有立即应诺他，只是说让我问问再说。父亲以为求救有望，自然是喜滋滋的挂了电话。
　　 对于这事，我赞同姐姐的观点，只是有些反感她如此说教、盛气凌人般的腔调。不日，我回电话给父亲，说二堂兄内弟的事，我打电话问了，下岗是板上钉钉的事，只是政府对有功之臣会照顾好的，你不用操心了。其实，这些话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和臆断，我根本没有问过他人，包括在老家执政的从前同事。父亲当然是误解了我话语中的“照顾”二字，以为是经过我的帮忙，二堂兄的内弟肯定会另有一个好工作了。我记得父亲当时是笑呵呵地挂上电话的，电话挂之前，还不忘嘱咐我在外注意身体，空了早些回家来，说我母亲老念叨着我的。
　　 知道二堂兄的内弟下岗后，我曾打电话给二堂兄，说他内弟如果愿意来我这里做事，我定会好生待他的。二堂兄回答说：内弟和一个战友在政府扶持下，合伙在旅游区里开起了饭店，生意还挺好的呢。父亲知道二堂兄的内弟工作有了，过得很安妥，自然十分高兴。只是我自己因为没能帮上什么忙，常常怀揣内疚。
　　 一年回老家小憩，言间和父亲说起这事，我坦言没有帮上二堂兄内弟一点点的忙，根本没有找过人帮忙打招呼。原本以为父亲会发火责怪我，没想到老父亲年老却不糊涂。父亲说：“你们姐弟仨，在外头做人、做事，已经很不得了了！祖宗有了脸面，我当老子的也跟着出风头。我和你娘不指望你三个再去挣什么上面了，能安安稳稳的做好人、做好事，最好不过了！”
　　 父亲的身子和气色都衰老了，没有雄鹰展翅、志在千里的脾气了。然而，父亲还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心态平和的慈祥老头。就像母亲永远是时时牵挂着我们的生身母亲一样，在我们这些儿女心里，俩老将与日月同辉，永不会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