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州的三月，莺飞草长，鸟语花香。
　　 这天上午，何钊刚上班，就接到西山区报案的电话：
　　 “喂！猎神，山口湾的一幢别墅里发生了一起命案，请你们赶快来！”
　　 “好的，我们就来。”何钊挂掉电话，立即要助手赵忆兰准备好工具，前往现场。
　　 山口湾地处市郊，距离较远，何钊驾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也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赶到现场。
　　 那是一幢私人建造的二层楼房，房内宽阔明亮，布置优雅。命案就发生在楼下的客厅里。
　　 “死者名叫关大庆，四十岁，是华源贸易公司的副经理。关大庆父母双亡，夫妻离异，单独一人与一名保姆住在这里。昨天他的保姆请假回乡下给母亲做生日去了，是今天回来发现主人被杀而报的案。”片警小何一见何钊立即向他汇报说。
　　 何钊点点头，立即组织大家进行尸检和现场勘测。
　　 没有多久，尸检与勘测结果都出来了：
　　 勘测报告：1，室内凳倒椅翻，一片狼藉，像是发生过一场打斗；2，每个房间都被翻搜过，抽屉、柜门大开，贵重财物尽失；3，案后现场被清理过，没有留下凶手的任何印迹。
　　 尸检报告：1，死者后脑有一伤痕，为硬物打击所致，但不是致命之伤，除此以外，全身无其他伤痕；2，死者手脚被捆，口内塞了一块毛巾，估计是打昏后被捆；3，死者颈部有指痕，系被掐窒息而死，死亡时间为昨夜8时左右。
　　 赵忆兰看了报告以后，猜测说：“老师，这应该是一个盗窃杀人案吧？盗贼入室之后被死者发现，于是发生了一场打斗。结果是死者不敌，被盗贼打昏。盗贼打昏死者后，怕他醒来反击或呼叫，便把他捆了起来，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
　　 何钊笑了，摇头说：“既是打斗，身上必定会有不少伤痕，为什么死者身上只有后脑一处伤痕，别的地方连一丝轻微的擦伤都没有？再说，晚上八点也不是一个入室偷盗的好时间，有哪一个盗贼会在人们都还未入睡的时候去入室偷盗呢？另外，盗贼既然已经将死者打昏，并将其捆绑起来，就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盗窃，又为什么还要将他掐死呢？”
　　 “那么，依老师的意见……”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熟人的有预谋的作案。你想，晚上八点钟左右，如果不是熟人，死者又怎么会放他进去呢？也正因为是熟人，死者才会毫无防备，让凶手从后面一击成功，将他打昏。”
　　 “这么说，这打斗的现场是凶手故意布置的？”
　　 “当然是故意布置的。不过……”何钊沉思地说，“凶手也有可能是在寻找什么东西？要不然，他何必每一间房间都要翻遍？”
　　 “那么，你认为凶手是在寻找什么呢？”
　　 “当然不是钱财，现在，还有谁会从银行里取出大批现金来存放在家里？一定是什么极其贵重的东西。”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赵忆兰说。
　　 “没有其他线索，还是得从调查死者周边的人群入手。我们先去一下他的公司吧！”何钊说。
　　
　　 二
　　 死者所在的华源贸易公司，是一个员工不足百人的小公司。公司的经理吴云亲自接见了他们，告诉他们说：“关大庆是一名出色的商业人才，他负责的外销工作成绩一向很好，他的死是我公司的一大损失。”
　　 “那么，他的人际关系如何？有没有什么仇人，那种对他恨之入骨，必欲将他置之死地的仇人？”何钊问。
　　 “他与公司里的员工相处得都还好，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那么公司以外呢？他不是搞外销的吗，会不会是因为商业竞争……”
　　 “那更不可能。”吴云笑了，说，“我们不过是一家代厂商销售产品的小公司，销售成绩主要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与价格，当然与营销方法也有一定关系，但与别的贸易公司并不存在什么商业竞争。即使有竞争，对方仇恨的人首先也应该是我。”
　　 “另外，你可知道关大庆家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那种价值连城，令人垂涎的珍宝或是文物什么的？”何钊又问。
　　 “从未听说过。这样吧！关大庆有一个未婚妻，两人恋爱已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我建议你们去找一找她，我想，她一定会为你们提供更多的情况。”他说。
　　 关大庆的未婚妻叫黄秋芸，一位三十多岁姿容俏丽的姑娘。她听到关大庆的死讯后十分震惊，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请节哀顺变！”何钊沉默了一会儿，等她的情绪平静了一点之后才说：“请你告诉我们，关大庆有什么仇人没有？那种有着刻骨仇恨，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仇人。”
　　 “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她说。
　　 “那么，他家中有没有什么珍贵的宝物，那种价值连城，令人垂涎的宝物？”何钊又问。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不是谈了两年恋爱了吗，怎么什么也不知道？”
　　 “不错，我们是谈了两年恋爱，但他城府很深，很少谈他自己的事情。”
　　 “那你还准备与他结婚？”
　　 “我都已经三十二岁了，已是人们所说的剩女。你说，我还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对不起！我不该这样问，还请你原谅。”何钊深感自己的话问得欠妥，连忙向她道歉。
　　 “没有关系。”姑娘倒不介意，淡淡一笑，换过话题说，“对了，你们不妨去问一问他的前妻。他们同居多年，并且还生了一个女儿，她对关大庆的了解一定比我多。”
　　 “什么，你是说关大庆还有一个女儿？”何钊问。
　　 “是的，一个五岁的女儿。离婚时，法院把女儿判给了他的前妻。”她说。
　　 何钊忽然感到眼前一亮，看到了破案的曙光。是的，如果关大庆没有仇人，家中也没有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宝，那么关大庆死后的最大受益人就是他的前妻。
　　
　　 三
　　 关大庆的前妻叫谭一萍，是一位三十八九岁，但仍然显得相当年轻的女人。她对何钊二人的来访，抱着明显的不欢迎的态度。
　　 “你知道关大庆死了吗？”何钊开门见山地说。
　　 “听说了。他活该！”对关大庆的死，她表现得很冷淡。
　　 “孩子呢？”何钊沉默了一下，换过话题说。
　　 “放乡下她外婆家了。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她。”她的态度终于好转了一些。
　　 “你知道关大庆有什么仇人吗？那种必欲置他于死地的仇人？”
　　 “没有。他那种人八面玲珑，从不得罪人，哪来的什么仇人。”
　　 “那么，他有没有什么祖传的珍宝，那种令人垂涎的价值连城的珍宝？”何钊又问。
　　 “当然没有。”谭一萍笑了，说，“他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学生，哪里会有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宝？”
　　 “那么，你知道他有多少财产吗？”
　　 “前年离婚时，每人分了一百五十万。这两年他又赚了不少钱，应该有个三百万吧。”
　　 “现在，这笔钱都将遗传给你的女儿了。”
　　 “这是她应该得到的。”
　　 “但如果关大庆不死，并与黄秋芸结了婚，那你的女儿就只能有一半的继承权。再如果黄秋芸又给关大庆生儿育女，而关大庆又立下一个把遗产全部留给她的儿女的遗嘱，那么，你的女儿将连一分钱也继承不到。”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听后一怔，连忙追问。
　　 “不必紧张，我只不过是进行事理分析。”何钊说。
　　 “你怀疑是我杀了关大庆？”
　　 “至少，你应该有作案的动机。”
　　 “请告诉我关大庆遇害的具体时间！”
　　 “前天晚上八点钟左右。”
　　 “谢天谢地！”她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说，“前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我与江大的钟文明教授在一起，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是吗？请问当时你们在哪里？又为什么会在一起？”何钊说。
　　 “当然就是在这里，我的家里。前天我去文物市场买了一个清乾隆时期的青花瓷，特地请他来鉴定一下真伪。不信，你们可以去向他调查。”她说。
　　
　　 四
　　 江大的钟文明教授五十多岁，是江州文物界的权威。他热情地欢迎何钊他们，告诉他们说：“不错！前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我是与谭一萍在一起。她请我去为她鉴定一件清乾隆时期的青花瓷。”
　　 “这时间是她定的吗？”何钊问。
　　 “不，是我定的。是她事先打电话邀请我，我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空闲。”他说。
　　 “鉴定一件瓷器要花两个小时吗？”
　　 “当然不要。其实我一眼就看出了那是一件膺品，是民国初年仿制的一件膺品，只不过向她解释花费了一点时间。接着她又挽留我，请我饮茶喝酒，向我请教一些文物知识。你知道，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一起饮茶喝酒，谈论文物，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你们两人是一直在一起谈论文物吗？在这期间她有没有离开过？”何钊问。
　　 “让我想一想：不错，她是离开过一次。那是在八点钟左右，冰箱里的啤酒完了，她出去买了两瓶。我说，算了，不要去买了。她非要去，说是楼下就有一家方便店，几分钟就能回来。果然，没有多久她就提了两瓶啤酒回来了。”
　　 “这‘没有多久’是多久？”何钊追问说。
　　 “我没有看表，最多不过十几分钟吧。”他说。
　　 告别教授出来以后，何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从谭一萍家到案发现场，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十多分钟是绝对不可能前去作案的。然而，除了谭一萍，究竟还有谁会去作案杀人呢？关大庆没有仇人，现场的迹象又表明作案者并非一般的盗贼，而是关大庆的一个熟人……而能从关大庆的死获得最大利益的又只有谭一萍一人，但现在，她却有着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明……
　　 “老师，她会不会是雇凶杀人？”赵忆兰建议说。
　　 “不像。从现场的种种迹象来看，绝不像是一个职业杀手所为。你看，凶手与被害人很熟，能在夜间进入他的家中，偷偷一击将他打昏，打昏以后又将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嘴里塞上毛巾……之后才将他掐死。”何钊分析说。
　　 “是呀，凶手干吗不一下把他打死，而要这么麻烦地……”
　　 “等等！”何钊忽然打断她的话，说：“你说凶手为什么要把他的手脚捆起来？难道仅仅是为了怕他醒来后呼叫或逃跑，而不是为了便于搬动吗？”
　　 “你是说那里不是第一现场？”
　　 “对！第一现场应该是在另一个地方，一个离谭一萍的家很近，她几分钟就能到达的地方，当然，这个地方还要既隐蔽，又便于藏匿人体和转移尸体……”
　　 “轿车的后备箱！谭一萍没有购买小区停车场的车位，她的车子平时都停放在楼前。”赵忆兰叫道。
　　 “对！就是后备箱。”何钊点头说。
　　
　　 五
　　 两天以后，何钊就获得批准，对谭一萍实施逮捕。审讯时，谭一萍的态度非常顽固，她大声叫嚷道：“我抗议！在我的律师到达以前，我什么也不会说。”
　　 “你可以不说话，但这无益于你的案子。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完全可以进行零口供结案。”
　　 何钊淡淡一笑，接着便急转直下分析起了她的案子：
　　 “案发的当天，你先给江大的仲文明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与他相约，晚上七点钟去你家鉴定那件青花瓷器，接着你就在七点钟以前开车去关大庆家，实施你的罪恶计划。你先用一件硬器出其不意地将关大庆打昏，打昏后迅速用绳子捆住他的手脚，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将他背出去，放进你的轿车的后备箱里。当时，关大庆家门前的行人很少，那里没有监控录像，他家的女佣又恰好请假回家去了，这为你的行动提供了方便。接着，你就开车返回自己的家，等待教授的到来。”
　　 谭一萍悠闲地坐着，若无其事地看着他。
　　 “晚上七点钟，教授准时到达。在鉴定完那件青花瓷器以后，你又热情地挽留他喝茶饮酒，谈论文物。大概是在八点钟左右，你借口啤酒完了，出去买了两瓶。实际上你是下楼去你的轿车旁，打开后备箱，将箱里的关大庆掐死。然后带着事先准备好了的两瓶啤酒返回家里，继续与教授饮酒谈天。直到九点钟教授走了以后，你才又开车返回关大庆的家，把他的尸体从后备箱里取出来，搬进客厅……”
　　 谭一萍再也坐不住了，她猛地站起来，大声咆哮：“你胡说！这都是你的主观臆断，你没有证据！”
　　 “不错，事后你清洗了后备箱，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但你百密一疏，没有清洗箱盖，在箱盖的边缘上留下了一个擦痕，是你把关大庆放进后备箱，或是把他的尸体从后备箱里抱出来时不小心蹭上的。我们在那上面提取到一丝纤维，通过化验，与关大庆裤腿上的棉线纤维一般无二，这一丝纤维成了你作案杀人的有力证据。”
　　 谭一萍颓丧地一下跌坐在椅子里，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白。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他？难道就为了他的三百万吗？”何钊问。
　　 “当然不是。”她说。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恨他。我与他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从小青梅竹马。他家里穷，是我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出去打工，挣钱供他读的大学。现在他却喜新厌旧，抛弃了我，要去和那个黄秋芸结婚……”
　　 “请你再告诉我，你翻箱倒柜地搜遍了每一间房子，是在寻找什么？”
　　 “遗嘱。关大庆曾威胁我，说他会立一份遗嘱，废除我女儿的继承权。我不能留下那一份遗嘱。”
　　 “你没有找到吧？”何钊说。
　　 “是的，他并没有立下什么遗嘱。”她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