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辈子，最该看重的是身体健康，最舍不得的是亲情。
　　 我和老公于1991年3月经朋友介绍相识，当时思想还比较保守，第一次见面也没怎么聊。婚缘婚缘，一眼之缘。他在镇中心小学教书，我在镇中学教书，两所学校之间仅隔一条小河，离家也很近。我们俩的结合虽谈不上青梅竹马，至少也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婚后，我们一日三餐都回家吃。由于刚参加工作，工资低，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一家大小六七口人，一年到头都是紧巴紧地过日子，更没有一点积蓄。想吃点好的，那是奢望。但是，我们的小日子却很温馨。
　　 那时国家实行单休，一到周日天气好，还要帮家里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娘家在县城，我是四兄妹中的老四，也就是老家人称呼的“老生胎”。因此，从小受家人的宠爱，很少干农活，所以，周日我只是在家做做饭，干干家务，照顾孩子，很少去地里帮忙。可对于老公来说，公婆年老多病，他责无旁贷。为了能减轻二老的负担，这一天对老公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劳动改造，一周积攒的重活基本就都留给他了，虽然很累，很辛苦，但他乐此不彼，每样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是公婆的好帮手。
　　 为了能尽快摆脱贫困面貌，我们用仅有的积蓄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利用节假日和放学后的时间给搞建设的单位拉沙、拉砖，去县城拉菜、拉煤，走村窜户去叫卖，挣点小费填补家用。一份勤劳，一分收获，慢慢地手头稍有点积蓄了，我们新盖了一院房子，公婆和我们分开过了。当时儿子已经五岁，随之小棉袄也出生了，她的到来给我们家又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们刚搬进新居不久，本身不发福的老公突然越来越瘦。在婆婆的再三催促下，老公请了一天假，步行去离家三四十里地的县城看病，医院给他做了个胸透，检查结果显示，肺和胸膜之间有一个阴影。大夫说不疼没啥影响，别管。大夫那样说了，一向节俭惯了的老公，包括家里人也没太在意。一直熬到第三年，乡卫生院有个较有名气的中医，说老公的病他能用中药调理好，心想中药调理也挺不错，至少副作用小，又在家门口就能根治，这是天大的喜讯。服了大概三十来副中药，他再去县城复查，B超显示那个阴影不但没消失反而比以前大了。真是没病找病，小病治成大病了，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我们全家商量后，立即赶往市医院做详细检查。在市医院经过详细检查并没有得出结论，说那个阴影要做进一步的化验，建议我们去西京医院做检查。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时，我才真正感觉了什么是心里压力。再没钱，救命要紧！于是，老公拿着仅有的五千元独自一人前往西京医院去检查。在等待丈夫看病的日子里，我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想尽快知道病情，又害怕知道，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经过长达十天的检查，丈夫的病情终于有了眉目，经过医院专家会诊，决定立即手术切除肿瘤。
　　 在西京做手术，医疗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微薄的薪水只能是杯水车薪，筹钱的重任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天无绝人之路，恰好，那几天发了几个月的补发工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好不容易凑齐了三万块钱，准备赶赴西安。
　　 走的那天晚上，婆婆突然说：“你这次去了，把你的脾气改好些。我娃病严重，明天去时把苗苗（我女儿的小名）带上。”“去医院干嘛带娃娃，带上也不方便。”我随口就这样说，婆婆有些不高兴了。但她还是坚持让我带娃娃，态度很强硬。我心想带就带吧，有啥大不了的，不就是累点罢了！第二天我娘俩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下车时天色已晚，当时，娃二爸把我直接接到他家，弟媳见我远道而来，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刚准备吃时，压不住火的娃二爸开始冲我大吼大叫了：“嗯，待在家一天干啥呢，有病不到西安来看，咋耽误着重了，你知道不，低度恶性……”我的天！一个“恶性”二字如同五雷轰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子不知东南西北了。心想，当时婆婆坚持让我领娃娃，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可万万没想到这么严重。还没回过神来，眼泪已夺眶而出，大脑里蹦出一个不好的念头，要是有个好歹，我和两个孩子怎么办？还有娃的奶奶爷爷怎么办……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打理了一下自己破碎的心情，在娃二爸的陪同下，来到了第四军医大附属二院的唐都医院。丈夫病情严重，是从西京医院转院过来的。刚到楼门口，老公已迫不及待地出来接我和娃娃了。看着老公镇静自若的微笑，那一瞬间，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强大了，无论怎样，我都要成为老公治病的坚强后盾！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倒下，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咬紧牙渡过这一难关！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好人有好报，凭着老公的为人，上天也会恩赐我们一家人好运的。
　　 住进唐都医院后的第一周，一切都是术前准备工作。除了医院做各种术前检查外，医院和家属还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上明文规定：凡是在手术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外，全部由病人家属负责，包括突然死亡，同意就手术，否则，取消约定的手术，在生与死的面前，留给家属的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硬着头皮签啊！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和老公一起手术的一共五人，除老公外我从病历中看到其余四人全部是肺癌，多可怕的病，或许他们每个来这里，都是对生活还是充满了期待，也或许是向绝症发出挑战，也许是……
　　 第二天，不到八点，护士推着担架，走到病房前:“18床，赶快上床，要做手术了……”老公迅速躺在病床上，边走边安慰我说：“别怕，我一会就出来了。”按理，那一刻应该是我安慰他，那天不知怎么了，当时我心里除了难受就是难受，一句话都说不出。望着渐行渐远的担架，我的心都要碎了……手术室门口有好多家人都在等待，因我离家远，只有娃二爸和一个在西京医院烧锅炉的老乡陪着我，手术大概做了三个小时的时候，有做完的病人陆续从手术室推出来了。老公是第三个推出来的，使用全麻，当时他啥也不知道。我急忙迎上去，大夫边走边安慰我说：“手术很顺利，从肿瘤的形状看很可能是良性的，但最终还要等活检结果。”我眼前突然一亮，但瞬间又担心起来。
　　 我只望了一眼，丈夫就被推进了重证监护室。手术结束后，那位前来帮忙的老乡和娃二爸都各自忙去了，监护室外只剩下我唯一的一位家属了。说来也怪，原本一个西北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西京附属医院到处都装有暖气，唯独监护室外没暖气，寒冬腊月的西安，虽没有刺骨的寒冷，但也必定是隆冬了，季节的轮回谁也阻挡不了。到了后半夜，寒气咄咄逼人，家属都裹紧了早有准备的棉大衣，盖上被子，五块钱租一张床，在大厅的某个角落，随便选个栖息之处。我啥也没有，就眼巴巴的在监护室门外蹲了两天两夜，心里极度地恐惧，甚至忘记了冷的感觉，直接濒临崩溃的边缘了。按理病人一天一夜后就能转入普通病房，可他破例在里面多待了一天，我明显意识到病情的严重。第三天早上查房，大夫会诊，主治大夫把他从轮椅上推出来了，术后的他脸就像一张黄纸，面无表情，从他那坐姿，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强撑着里。尿管，引流管缠遍了他的上半身，多么彪悍的人在病魔的蹂躏下已失昔日的英俊潇洒。做完胸片透视，大夫说病情稳定，继而转入普通病房。做检查的那阵我连给医生帮忙搀扶他的勇气都没有，一直偷偷地跟在医生的屁股后面走，唯恐把他哪儿碰着了。说句实话离开重症监护室，也可以说他已从死亡线迈开了一小步，那后面的一大步就真看他的造化了。
　　 开胸手术后最关键的是病人的配合理疗，起初像正常人一样每天打三四瓶点滴，一则消炎，二则补充能量。两天之后他的饭量大增，人也精神多了，医生说病人能吃下去了，证明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些天，虽然我在外边给他端着吃，但我调配着既要有营养，又要有助于术后恢复。有时候给人家餐馆里的师傅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其目的只有一个，让老公多吃些有营养的，让他尽快好起来，这是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天不负有心人，五天后，在医生的安排下，他开始爬楼梯活动了，从一楼爬到十楼，再从十楼走到一楼，每天往返一次。一些病友看到老公像换了个人似的，都羡慕不已，齐夸主治大夫医技好。大夫谦虚地说是老公年轻，配合好，才恢复得快。听到他们赞口不绝，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尽管陪护他的二十天多天，我没睡过一夜安稳觉，没吃过一碗为自己专买的面，都是他吃剩了我吃几口。我就那样默默地守望着，现在想来，我那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他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真感谢老天的惠顾，这样我们于第二十天顺利出院了。
　　 回家后，除了病人自己的静养，我给他的是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呵护。遵照医生的嘱托要定期复查，时刻关注病态，每隔一月我们就去市医院复查。每到复查等单子的时候，我的心总是忐忑不安，甚至被他吓得神经兮兮，一听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患有重大疾病，我走出走进总是心神不定，后来时间长了，我才慢慢从那种恐惧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十多年过去了，他比以前发福了许多。
　　 经历了这次生离死别的磨难，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生在世，啥也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亲情最重要！当一个人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当一个人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那就是一生最大的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