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除夕那天才放的假。本想多睡会儿，可一大早被母亲的电话叫醒。我嘟嚷着说，这么早打来电话啊。母亲说，还早啊，太阳都晒屁股了。不管太阳站在哪里，是站地平线上，还是立在电线杆上，母亲都用这个词来表达时间。母亲叮嘱我早点回去，赶在做祭祀前到家。这是母亲打来电话的目的。末了，母亲又补充了一句，车子开得好。这也是母亲的惯用语。意思是小心开车。
　　 我迷迷糊糊接完电话，继续躺在床上。但已经没有了睡意。
　　 往常，我总被对面的两只或数只鸟声吵醒。它们每天准时在清晨四点半的时候开始叫。这叫声非常特别，第一个音短，第二个音变得稍长，然后开始拖腔，很快拐弯，向上提，突然又中止。叽噶，叽叽咕，啊——哈……听起来像笑声，有点阴险，又有点得意的那种。初听到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居然还有这样丰富的鸟声，似乎鸟在模仿人的腔调，同时又加进了自己作为鸟的元素。后来，慢慢觉得对面那两只或数只鸟的叫声，弥补了我曾经的虚构——从鸟声中醒来。通常，我又能在鸟声中睡去。等太阳把窗帘照得通红的时候，它们的叫声戛然而止。这时四周开始喧闹起来，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如针如炙。我曾经有过冲动，想去对面看个究竟，不知谁家养了这几只叫声怪异的鸟。后来看到屋脊上蹦跳的麻雀，不知怎的，我突然没了冲动。
　　 今天很奇怪，我没有听到它们的叫声。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似乎东一声响，西一下应，而对我来说就是落在枕上。过节前我们总能收到有关温馨提示，禁止燃放鞭炮，文明过节。而鞭炮声仍不绝于耳，尤其每年的除夕零点和初五的早上。前者是庆祝新年的到来，后者是请财神。鞭炮声足足可以持续几个小时，非常密集，我怀疑那时全城人都醒了过来。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放炮仗是有规矩的，只有家里有重要事情，比如红白喜事、生日、造房、祭祀等，才能用炮仗。一想到祭祀，我一骨碌爬了起来。
　　 车子出城很快。好几盏红绿灯下只有我这一辆车。街上空荡荡的，沿街的商铺几乎全部关门，连早点摊都没有一家。看过去，似乎是凌晨时的街道，只是阳光代替了灯光。也有开着门的，那是香烛店，里面挂着或叠着一些纸元宝、冥币、香烛等等，把店铺挤得很臃肿。我发现这样的香烛店每条街上都有，出城前看到有四五家，都照常营业。说这话似乎有些大不敬，不过，从他们流通的模式而言，说营业也有些通。那些经、忏等，包括香烛，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这中间有个批发与销售的环节。
　　 车里很快热烘烘起来。我惬意地享受着这份热量。今天的阳光非常好，没有杂质。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很薄，颇有丝质感，背后是湛蓝的天空，无论是视觉上的美感，还是呼吸上的轻松，这样的天气让人有一种抵挡不住的愉悦。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车，从我车边超速过去，但大家非常克制，既没有乱按喇叭，也没有飙车。
　　 去老家的路不是省道，是市道，连村道也有两车道之宽。现在绝大多数的村庄跟外面建立了宽阔的联系，泥路与机耕路成了特殊的名词，偶尔在庄稼地与庄稼地间还能看到这样的路，像蜿蜒的飘带纵横在田间。我喜欢称它们田埂，父母则叫它们田塍。我们浙东发音“塍”与“绳”不分，所以，我一直以为是田绳。想想倒也是，小泥路跟绳子似的，仿佛没有它们，这一块块田就散了。现在，匍匐于大地讨生活的很少有年轻人，基本都是一些年老者。只有他们还坚守着田地，他们像是田绳上的一个个结。
　　 我跟往常一样，喜欢挑村道走。一边是村庄，一边是庄稼地，尽管我虚构了一个场景，但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田绳上的结。这样的虚拟，让我很放松。
　　 城里有路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蓝底白字的路牌站在旁边。尽管如此，我有时还会迷路，走着走着，路没了，不是断头路，就是死路。在车水马龙的街上，在人声吵杂的路上，人在异乡的感觉会突然攫住你。而村里不同，只要有路，沿着庄稼地，永远有出路。
　　 还没到村，我就看到了淡淡的炊烟。这是我所期待的。这天的炊烟注定与人一样劳碌，从早上一直飘到傍晚，它的不间断，提醒着我们今天的不寻常。我把炊烟比作人间烟火的象征。太阳升起来，炊烟飘一次，大家开始准备把养了一夜的力气撒到田间地头。太阳站到屋顶，炊烟从瓦缝里钻出来，一缕缕淡蓝色的炊烟，对干了半天活的人们而言是绝好的念想。太阳下山，炊烟跟着暮色笼罩村子，人们荷锄进门、吆鸡唤鸭，一天的光景只留下了尾巴。
　　 村里的新房子一幢接着一幢立起来，你家是欧式的，我家来个中式的，大家别出心裁地修改着各自的建房图纸，这里多一个阳台，那里挑个露台，实在想不出跟别人的房子有什么不一样，干脆多一条走廊。唯一一样的，是大家的新楼里没有了烟囱，偶尔几户有烟囱，但烟囱里是不飘烟的，仅仅是建筑的式样需要。只有年纪大的人，他们还会坚持用灶。在新房子的旁边搭一间小屋，里面砌一台单眼灶，自己煮饭炒菜，烧开水。
　　 好在，我们还有一个节日让炊烟回到村庄。
　　 母亲正在忙碌，身影一会儿出现在灶头，一会儿又闪到堂屋，手里或端着，或握着，或捏着，随她所需的程序而切换不同的动作。母亲是个勤快的人，性子也很急躁。勤快又急躁，伴随她的是各种各样的声响，咔哒，吱嘎，叮铃……听起来像是不着调的曲子。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们家就生活在母亲这种叮铃当啷的背景里。
　　 与往常不同的是，母亲此刻的忙碌显得轻手轻脚，更多的是窸窸窣窣、扑扑索索，似乎带着某种克制与谨慎。好几次我看到母亲一把抓起锅盖，在锅盖快落到砧板时，手突然像完成了一个紧急刹车，锅盖慢慢放下来，然后是锅盖轻轻叩在砧板上的声音——叮。拿碗、递杯、洗锅，母亲的手都是前重后轻，利索的背后始终有力气被掐的痕迹。
　　 跟母亲一样忙碌的还有父亲。只不过，此时的父亲仅仅是配角而已。母亲支使啥，他便忙啥。不忙的时候，他默默坐在灶膛前烧火，歪着头，把一根根柴禾塞进去，嘴上叼着一支烟，一缕青烟在红红的火焰中变幻着身姿，一会儿飘到父亲的头上，一会儿钻到父亲的下巴，使父亲的气色看起来特别好。
　　 见母亲脚边的菜篮子里还有一些菜没洗，于是，我拎了起来。母亲叮嘱我，到河埠头去洗。自来水开通二十年了，母亲仍习惯到河埠头洗洗涮涮。母亲努力把这个习惯传承给我。
　　 我蹲在河埠头，把篮子里的菜倒在石阶上，然后把菜拿到水里，掰开菜叶，用手指抹去菜叶上的那些泥土。池塘的水并不清澈，甚至有些混浊。我洗菜的时候，浸在水里的石阶上腾起一股浊水，那是沉淀下来的尘垢。我小心地用手在水里划了几下，试图把浊水引开。水很凉，因太阳照着，并没有觉得刺骨的冷。我在水里又多划了几次。
　　 屋后的西北角曾有一口大的池塘，约有一个半篮球场大小，是近十户人家的公用池塘。母亲曾经不嫌路远，每天夹着脸盆，或拎着菜篮子去那口池塘洗洗涮涮，跟婶婶们边洗边聊，河埠头不时响起清脆的棒槌声，在池塘上啪啪地回荡着。母亲与婶婶们的手不停，嘴也不停，似乎说话是解乏的良药。村里的女人个个闲不住，河埠头正好替代了串门。
　　 那口大池塘，也是我们屁孩的乐园，一旦母亲她们洗完衣服，我们早迫不急待，个个溜了出来。我们在那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凫水，还捉过鱼、摸过螺蛳。我最喜欢滴着水渍回家。我走一步，水渍滴几点，我走两步，水渍欢快地滴上数点，在地上绽出漂亮的水渍痕。我常常回过头，看那条印着歪歪扭扭水渍的路，我觉得我把池塘引向了我家。
　　 大池塘在自来水普及后，开始慢慢变老。她的衰老来自于村人的遗弃，往日的种种禁忌（如不准洗女人的内裤、不能扔垃圾），在水龙头一拧中被一天天地稀释，大家对池塘的呵护全然没有往日的用心。池塘像一个小孩，得不到了大人的呵护，她变得任性，任性的结果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池塘的泥岸突然豁了一个口，过几天缺了一处，一段时间后又倒了一棵柳树，根一半扎在泥里，一半裸露着根须，而树身浸在池塘里，似乎柳树活了一辈子，现在总算倒进了池塘的怀抱。
　　 当村里实施道路硬化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向池塘。几个户主与村干部你一句我一句，就替池塘的命运作出了决定。衰老的池塘也只有衰老的人才会记得她。几个老人，如仙婶婶和翠婶婶，包括我母亲，她们是反对的。然而，母亲她们的反对显得力不从心，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面前，母亲她们属于少数。
　　 超大型机械开进来的时候，母亲她们还会拿着拖把到池塘里去洗洗，一边洗，一边像往常一样打着招呼，聊些鸡毛蒜皮的事。旁边是施工人员，正把一块块石头砌在池塘边，池塘像一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一样任人摆布。这个说把这块石头放在这儿，那个说把碎石倒在那儿。在人们的七手八脚，以及隆隆的挖掘声中，母亲她们聊天越来越费劲，背着耳朵似的，于是只好拎起拖把就走。到最后，池塘只剩下三间宅基地的面积，而且一点也不规则，像一张掉了牙的嘴巴，在那儿喘着气。边上有几户人家，自池塘的西边被砌成一条路后，他们像是默契似的，个个在建房子的时候往池塘里占用了一部分，于是，池塘更小了。
　　 我童年的物证，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好在，我们家门口的小池塘还在，母亲尚能恢复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把洗好的菜拎回家里。母亲吩咐我用自来水冲洗一下。这算是母亲对生活的改良。父亲把久不用的八仙桌搬了出来，放在了堂屋中央。母亲小心翼翼地摆放好烛台与香炉。我帮母亲把烧好的菜端到八仙桌上。母亲一见，忙示意我放下。我不解。母亲说，要双手捧。我笑了。母亲怕我一不小心摔了碗，或磕了碗，这是母亲做祭祀时的大忌。我已经长大，但母亲对祭祀的礼数一切如常，包括对我的提醒仍初心不改。
　　 母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祭祀前的准备工作。蔬菜几碗，酒几盅，边上放几双筷子，先倒酒，还是先上饭，母亲心里清清楚楚，一点不含糊。我参与母亲的祭祀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但个中的程序，还是懵里懵懂。对此，母亲很担忧，万一自己老了，无法主持祭祀，这怎么向祖宗交代。我说，我找笔记下来不就得了。我还真认认真真记过一回，只是向母亲隐瞒了一个细节——我又记不起那张纸搁哪儿了。
　　 叮铃串有数十个小鞭炮。许是鞭炮声惊扰了狗，我家门前的村道上出现了好多只狗。它们从各自的院子里跑出来，看上去有些惊惶，跑东又跑西，一时找不到北的样子。因身上长着浓密的毛，再加上个子特别小，似乎是一只只绒球。村庄里也养哈巴狗了。
　　 因我从没养过宠物狗，所以对狗并不熟悉。一些资深养狗的人说，看到遛狗的人，最好的社交方法莫过于问一下这是什么狗，然后摸狗的头，夸它，赞美它。类似于农村遇到熟人的孩子，大都会问一下多大了，亲亲他，抱抱他，送一两句祝福话。城里人养狗宠狗的特殊感情，对我这个农村长大的人而言有些不可理喻，或者说根本无法理解。城里的狗，因为宠物的角色，它的职能替换成了功能。从此，狗的起居，狗的饮食，包括男女这事，主人都会操心主持。农村一句“连狗都不如”的骂人话，在城里却匪夷所思地得到良好的印证。
　　 或许年轻人无暇顾及它们，或者有更好的品种，它们自然而然回到了老家。然而这儿不是它们的老家，它们对于老人来说仅仅是一只狗罢了，无论是什么品种，无论有过什么昵称，在村里只有一个称谓，那就是狗。
　　 母亲把一只只汤圆放入锅里，待煮熟后还要加满满三调羹的红糖。这也是祭祀必备的。母亲看一下糖罐，可能觉得量不够，支使我去村口的小超市买一袋。我愉快地领了任务。
　　 我在村子里碰到了许多陌生人，安安静静的，像是来做客的。他们应该是我曾经喊哥与姐的儿女们，他们要么低头玩手机，要么漠然地看着从屋前走过的人，我也茫然地瞧着他们。彼此的眼神跟站在城市里的街头一样，似乎居住在别人的故乡里。一些当年称为叔叔与婶婶的，已经成为了爷爷奶奶，下面已经有一茬小孩出现在村里。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在宽畅的村道上反而奔跑不起来，后面跟着我们的叔与婶，他们亦步亦趋，像一只只老鹰似的罩着他们的孙女或孙子。当孙女或孙子忽奔忽跑时，他们佝偻的身子努力庇护着左右。他们讲了一辈子的方言，到老了居然开始学普通话。我父母也是如此，跟孙子孙女交流时，说着一口夹着严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既别扭，又倍感辛酸，似乎父母到了晚年，连话都说不周全了，舌头在嘴里拐来拐去。
　　 走在村庄里，我感到村庄好年轻，年轻的房子和年轻的道路，只是，留在村庄的人却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他们坐在年轻的房子里，一天一天衰老。那些年轻人离了村庄后，有的混得好，有的过得不好，也有的不好不坏。混得好的与过得不好的都没有回来，前者不能来，忙着各种事物的处理，后者不想来，只有不好不坏的人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