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的传人把汉字称为男人的文字，因为“做官坐府没资格，校堂之内无女人”，于是她们创造了一种男人看不懂的文字，用来叙述遭受的苦难，在倾述中得到一点安慰，但在“诉可怜”的不甘中，仍然蕴含了某种不屈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就像她们生活过的乡村旧屋，许多考究的细节都消失了，触摸这种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不仅能使人探究一些文字学、地域历史文化知识，还能汲取某些民间文学的传统精髓。而作者用诗意散文的独特笔触，来写非虚构的人和她们的生存环境，也是比较细腻有趣的。
　　 从前各地有所谓的“地讳”，比如“湖北九头鸟、顺德十姊妹”之类。《清稗类钞》对“十姊妹”的说法是：小家女和童养媳被夫家虐待时，就有倔强而贞烈的女子首创为十姊妹，以便为逃避夫家淫威的弱女子提供一个避风港。她们相约，永远互相扶济，各谋生计以餬口，不仰仗他人。“女书最早出现在史料中，已经到了1932年。”那年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载：“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小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女书“在人类文明的路上，另劈了一条路，这种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想过广为人知，她们只是想在男人的世界之外，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自己听到，找到共鸣者……一些被称为君子女的传人有意识地在做传承的工作。”虽然女书只在永州江永县一带很小的一片地域流行，与同属岭南的顺德也相去较远，但两者间应该是有内在联系的。
　　 女书一个字可以用作同音的其他字，所以不足一千个字就完全够用了，书写起来也比较简便。伴随这种泪水浸泡出来的女书，还有她们的神庙和姊妹神，她们相互间传递的折扇、手帕，传唱女书歌。和“十姊妹”一样，她们也结交相互扶持的姊妹，其中个别人还承担额外的责任。“何艳新的妈妈是个‘行客’，结交有四姊”，“‘行客’必须等姊妹全部出嫁后，才能生孩子。”她们还要书写《结交书》，“结交姊妹，是不需要告诉双方丈夫的”，“在江永女书流传地，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是女书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她们的组织形式。她们强调“抗婚”、“不落夫家”的自由，怀上了孩子才去夫家生活，也延长了她们自由生活的时间和空间。
　　 女书虽然有不少国内外的研究和爱好者，但自然传承者都已老去，作者围绕现存唯一的何艳新老人的生活环境，展示了女书的传承脉络和不同时代的遭遇。“问村里的男人，知道女书吗？回答几乎一样：‘知’，不认识，男人不知道女人的事情。”这并非完全是冷漠，而是带有包容的智慧，因为弄不懂，才更有魅力，即便是同性别的人，又真正能知道多少呢？“何艳新等女书传人，都直言不讳地说，不喜欢自己的老公，家庭生活给她们带来的是漫长的痛苦和身心的不自由。”强者往往要么挑战更强者，要么更极端地奴役弱者，所以有缠足、金字塔之类，而越是底层弱者，苦难也总会越深重。但如果不是在这种偏僻山村，允许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恐怕也是难以想像的。
　　 “女书老人们都说女书创造者是一个叫盘巧的姑娘，桐口人，至于盘巧姑娘是哪个朝代哪个世纪的人，没人说得分明。”从她们新婚三朝不被男人碰，重视《三朝书》的习俗，以及女书歌旋律与瑶族歌类似来看，也许盘巧是个精通汉字的瑶族姑娘也未可知。女书歌有《胡玉秀探亲书》：“静坐皇宫把笔提，未曾修书泪先流，我是荆田胡玉秀，修书一本转回家。”说是宋朝皇帝妃子胡玉秀发明了女书，但这是后人创作。江永女书人主要的集体活动场所是花山庙，清嘉庆年进士蒋云宽的《近游杂缀》说当地花山：“唐时谭氏二女入山才要蜕化……每岁五月间士女多赛词矣。”谭氏二女就成了她们的姊妹神。也许，女书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