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穷。但母亲对我的需求，却没有半点犹豫。
　　 我上三年级时(1972年)，放了秋假到距家三十华里的城里帮母亲卖温熟的柿子。用温水脱了涩的黄橙橙的柿子，脆甜可口。
　　 为了躲避村里的监管，天不亮就装车出村。现在的人们肯定不能理解，卖自家的柿子为什么偷偷摸摸？因为那时候农业学大寨，不准村里劳力干与学大寨无关的事情。村里对男劳力监控很严，不能随便不出工。头疼脑热得向队长请假。对妇女监控稍松些。
　　 母亲搭的伯母家的小平车，堂哥架车，车上放置四大筐温熟的柿子，用绳索捆扎固定好，足有三四百斤。堂哥比我大七岁，不上学了，也属于男劳力。所以，需天不亮就要出村。否则，被民兵看见了，就出不了村了，这么多柿子怕要烂在家里了。堂哥拉车我和伯母、母亲推车。下坡时，伯母、母亲坐上车，我在车后跟着跑。伯母和母亲让我也坐上，下坡吗，不坐白不坐。我执拗不坐。之前伯母曾说不带我，说我小是拖累。我保证只推车不坐车，伯母才不吭气了。我现在跟伯母赌气。伯母生气地说:还真是头倔驴子。母亲似乎了解她儿的脾气，只含笑不说话，鼓励的眼神看着我紧跟在飞驰的平车后面。
　　 进了城，来到人流多的地方一一鼓楼东南面有家国营大商店，我们就在商店外面的一颗树下摆摊卖柿子。下午卖的差不多了，总共卖了八块多钱。母亲在商店为家里买了些日用品，问我想买什么。我看上了商店玻璃柜台里面摆着的一把铁哨子，银光闪闪的哨子。体育老师用的威严无比的哨子。我多么想用那哨子憋足了劲狠狠地吹一声啊。母亲问:那有啥用？我说喊队集合用。其实是骗母亲。在学校，除了体育老师用，学生是不能随便用哨子的。母亲知道我在班里是喊队的，相信了我的话，给了我钱买了哨子。我手拿哨子，心里那个美呀，都想跑到残破的鼓楼(临汾的鼓楼毁于解放战争时期，只剩底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修复完好)上对汾河吼两嗓子。现在想来，当时母亲不让买，我也理解，毕竟那时是恨不得一分钱撕成两半花的日子。但母亲相信自己的儿子，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为了喊队而买的哨子。母亲给的钱，不仅仅只是买了一把哨子，更重要的是给了我追求美梦的自信。后来我上师大，每次和同学到红卫路闲逛(当时的路名。现在叫鼓楼东大街)路过商店门前那棵树，总要格外多看一眼。那时候碍于情面，竟然没有给任何一个同学讲过树下摆摊的事。我们上大学时，鼓楼周围摆摊的围了一大圈，瓜子、糖果、饰品、玩具、衣帽应有尽有。而我和母亲摆摊的时候，孤零零只此一家，还是偷偷出的村。如今，鼓楼周围，早已成为一片商海。世事变化之快真的是犹如隔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