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唐宋变革论”，被认为原则性论说和具体例证存在内在的矛盾性。也有人以为他的这种被欧美学者称为的“内藤假说”有它的合理性，具体例证也不能否定整体的基本面。无论怎么说，他的“中国史的时代划分基准以社会、文化结构等基本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为依据，总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角度。教化是温饱后的头等大事，而日本人的读书量常常被认为居世界前茅，但我一直觉得，在这点上中国读书人不会输给日本人。果然，内藤湖南也说“中国人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读书量而咋舌，因为即便一个普通中国读书人所读之书也要超过日本的‘一般藏书家’。”他还说“日本人是现在文明国民中最不喜欢读书之民族”，其结果是只能写出“死气满纸”的著作。也许，他并没有像中国的读书人那样过多关注具体例证，但他的研究却绝非“死气满纸”。傅佛果的《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通过研究内藤湖南成长的过程，以及时代的影响，分析了他研究中国历史的目的和理论依据。去掉他是不是“实际上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出谋划策”等争论，这本书的好处是可以触发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内藤以为“五代时期，汉魏六朝以来的名门望族不是自行消亡，便是被人灭亡”。这是事实，不能因为宋朝仍有其残余就否定这种说法。一个朝代时间久了，也必然要出现新的名门望族，但新贵势力与旧族势力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就如先秦的贵族不同于秦朝以后的贵族一样。“贵族政治时代的君主是众多名门望族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家族而已。”这时，“当君不听从‘贵戚之卿’的谏言时，那麽其地位是可以改而‘易’之的”。无论是“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还是战国诸侯，君主不照顾贵族内部各方的意见，就有被取代的危险。那么“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相对于秦始皇独裁，仍然更多一些上层的“民主”，董狐记录的历史君主也奈何不了他。“天子与臣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同一统治集团中的上下级关系”以后，发展到唐朝天子与明朝天子视臣下为奴僕的情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其间，宋太祖赵匡胤撤了宰相范质的座位是个关节点，从此隋唐那样君臣“坐而论道”就不复存在了。专制统治的另一个特征在于“朝廷有意识地重复设置官僚……天子可以对所有官吏加以牵制与监视。这是‘以夷治夷’策略运用于国内政治的表现。”“皇帝不顾一切地追求君权强化的目的，而忽视了其他必要的国政”，也不惜由此而不断增加民众的负担。独裁者的一己私利，使中国的事情“往往不是全部依据法理办理的，所以人民的权利被充分认可的情形终于没有出现”，许多政治的弊端和社会的恶习其实都源自于此。所以唐甄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皇帝贪，却要为之服务的官僚不贪怎么可能？所以，史论家田口卯吉认为“秦朝统一之前的一千年是‘埋没于封建割据’祸害之中的时代，而接下来的两千年是‘沉沦于专制政治’腐败之中的时代。”
　　 于是，“中国最大的弊端在官僚制度的最下层，即‘中饱’税金欺压民众的‘胥吏’”，他说下层，可以理解为是普遍性现象，自上而下的逆淘汰，不贪则反而难以立足，而且，“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官僚们欠缺政治上的道德心和汲汲于敛财”，他们“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靠佣金生活。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无法纠正这些下层官吏的腐败问题。”这些人“若树木内皮之寄生虫，除之则树亦一并枯死。”因此，内藤认为“政治这东西是人类生活中原始的下等事物”，但“‘近世’，平民抬头，他们生活富足起来。平民的地位在唐宋之间发生变化后，他们便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劳动，获取知识，进而承担起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份责任。”而且“所谓历史，从某一方面可以说不外是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这就是希望所在，秦始皇那样“别黑白而定一尊”则是与天下百姓为敌，是黑是白天下人心里都明白，定于一尊金口的自以为是，虽然能博得阿谀奉承，但没人信，政权的基础也就被自己掏空了，“日本人从中国的不幸历史中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必须通过内政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否则日本将遭受与中国同样的命运。”内藤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而论及戊戌变法的失败，内藤说康有为等人是“‘破坏时期’的‘慷慨激昂’之人，他们终将让位于而后‘建设时期’的那些‘弘毅深厚’之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慷慨激昂’之人，也就不可能有‘弘毅深厚’之人的登场。”这两种人共同支撑了中国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