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因为我们研究自己的事情具有主观选择性，所以“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自己。”别人的眼光关注的往往正是我们忽略了的重要方面。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作为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的书，主要研究的是温州浙商走向北京发展的历程。它的副标题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1985年《解放日报》第一次使用“温州模式”一词后，参加过一次自行车采风团，千里南下去温州领略了一回被称作“东方犹太人”或者“东方吉普赛人”的“纽扣王国”，以及温州城区街面住户都成了商舖的盛况。他们也是早期的流动人口，出现稍晚还有一拨广西人，比较隐秘的后者较之前者在规模上不能比，但同样有其不可小觑的研究价值。
　　 流传的故事是：1983年12月，来自温州乐清的陆氏兄弟生意失败，从包头带着积压的存货服装经过北京，出乎意料的是在地摊上被抢购一空！于是他们就留在了北京南苑，发展到1985年，这一地区“浙江村”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十万！
　　 作者要展示的是“空间流动的增长如何使中国数百万此前被捆绑在乡土之上的农民得以进入城市获得工作和经商的机会”；“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空间重组的特定形式”；以及“具体呈现中国流动人口如何通过将部分城市空间据为己有，由此开始掌控其自身的经济和公共生活。”
　　 流动人口一度被不恰当地称为“盲流”，其实他们几曾“盲”过？“因为我有自由！有我自己的生意，我不需要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表为任何人打工，或者每天听命于其他官员和老板。”他们要的就是开拓自由的空间。与城里人不同的是：“他们靠国家，我们靠自己。结果，他们害怕失掉国家给的好处，一辈子牢牢地拴在一个地方。我们没什么可输的。”于是，“他们持续不断且充满创新精神的资本积累策略也拓展了旧有制度的边界。”
　　 宋以来以叶适为代表的当地永嘉学派，将士农工商一视同仁，赞美商业行为、私有制和追求寻找利益的“事功”理念，虽然不一定被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研习，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改革的早期，大多数温州人所游历的地区都属于欠发达的边缘地带，例如西藏、内蒙古、新疆、云南。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区是为了避免遭遇在中心城市更为严厉的政府控制。”严厉的控制限制了创造性的发挥，温州人在突破限制的努力上，充满了冒险的胆识。在资金筹措上，“私人借款的年利率达到25%至30%之间。”显然仅凭口头承诺达成的借款协议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旦借钱人生意失败，那么债主可能连本带息一并损失。”1995年7月，他们集资上千万元建起了容纳大群人口的“金瓯”大院，当年底就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了！来自广西者，则在旅游开放以后走向全国，他们以高回扣和不管是否购物都按人头给“人头费”的方式开设旅游购物商店，击垮了传统的“友谊商店”，几乎垄断了旅游购物市场。两者的性质虽有差别，但他们都必须行走于行与不行的边缘赌上一把，不然就连机会也没有了。所以他们的大院是简易建筑，用的都是廉价材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可测的风险。
　　 通过服装生意和地域人口聚集得到的“空间和权力的非正式私有化”，离不开与“官员建立关系类比作与神祇建立关系：如果不尽本分去烧香上供，你就不能指望佛祖的帮助”。比如“作为负责人的地方官员可以向外地人居住的大院征收到三倍的电价。这超出的部分大都中饱私囊。不用说，“如果一个人不买通分管水电的关键领导，大院根本不能运转。”而“龙湫”市场“名义上注册隶属一家国有海产品公司，后者可以提供临时土地使用权并充当该服装市场的伪装。”而且“胡老板设法让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王光英为自己的市场亲笔题词”，于是“庇护关系已经成为改革年代私营商业领域的一种运作原则”，“特权而非法治为运作基础的党政系统出现了深层腐败。”
　　 读完此书，我为这些打拼者摆脱束缚的精神而感动，也为政府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放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沮丧。